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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地方史(1949-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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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地方史
1949-1978
 
  
 
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地方史(1949-1978)
 
第一章  新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  稳定社会生产生活
第一节  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二节  抵御特大风雨潮  救灾度饥荒
第三节  抗美援朝
第四节  镇压反革命   取缔反动会道门
第二章  恢复国民经济 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的全面展开
第一节  恢复国民经济
第二节  土地改革
第三节  贯彻婚姻法 禁娼、禁赌、禁毒       
第四节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第五节 “三反”、“五反”
第三章  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
第一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第二节  对农业的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四节  粮、棉、油统购统销 
第五节  “一五”计划建设期间的主要成就
第四章  党的建设 群团组织的发展
第一节  整党整风
第二节  党代表会议和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三节              党员、干部教育和纪律检查工作
第四节              群众团体建设
第五节              民兵工作
第五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完善
第一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第三节 政协南通县委员会的成立
第六章  贯彻“八大”精神 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一节  学习“八大”会议精神
第二节  搞好基础性工作  为全面建设作准备
第三节  贯彻“双百”方针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第四节  民主整社    推行“三包一奖”
第七章  整风反右 “三类地区”改造
第一节  整风运动
第二节  反右斗争扩大化
第三节  三类地区改造
第八章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第一节  南通县大跃进的前奏
第二节  宣传总路线  
第三节  农业“大跃进”
第四节  工业“大跃进”
第五节  文教、体育、卫生“大跃进”
第六节  邮电、交通运输、金融事业“大跃进”
第七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第八节  “反右倾”斗争
第九章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第一节  推行“三包一奖”制度 反“五风”
第二节  抗洪救灾
第三节  改进农村基层管理
第四节  紧缩调整政策的实施
第五节  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 全面纠“左”
第六节  加强组织和作风建设
第十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大跃进”中的社会主义教育
第二节  调整巩固时期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
第三节 “四清”运动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在南通县的兴起
第二节  全面夺权  “三支两军”
第三节  造反派组织的兴衰
第十二章  “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开展
第一节  清理阶级队伍。
第二节  群众性文化活动
第三节  教育革命
第四节  精简机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五节  整党建党
第六节  “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分子
第七节  “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
第十三章  短暂的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一节  短暂的整顿  社会形势明显好转
第二节  人民的抗争  欢庆粉碎“四人帮”
第三节  十年内乱的危害
第十四章  在徘徊中前进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  清查帮派体系
第二节  落实党的政策  纠正冤假错案
第三节  经济工作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专题回忆录
南通县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抵御特大风雨潮 救灾度饥荒
南通县建国初期平抑物价 统一财经工作
南通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提倡科学种田 推广种植岱字棉
南通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始末
南通县的抗美援朝运动
南通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南通县解放初国民经济恢复的基本成就
南通县建国初的“三反”运动
南通县建国初的“五反”运动
南通县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南通县“一五”计划建设期间的成就
在法院亲历“三改”
南通县的“三类地区”改造
南通县的“大跃进”运动
南通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热火朝天的四个月
南通县的整风和反右运动
水利建设的光辉典范
关于审干、肃反和整风反右
为战胜严重经济困难而斗争
我所知道的“炮联”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
参加教育组的工作 招收工农兵学员
我经历的“清查帮派体系”
 
后记
 
  
 
通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东临黄海,南依长江,原为南北朝时期长江口海域出现的沙洲,唐末与大陆涨接。通州于唐末由沙洲成陆,后周显德5年(公元958年)始有行政建制,称通州。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废州设县称南通县。1993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南通县设立通州市;20093月,撤销通州市设立南通市通州区。通州三面环绕原南通市区,面积1500多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水陆交通便利,气候宜人,各项社会事业较为发达,堪称鱼米之乡。
通州(原南通县)人民勤劳、勇敢,充满智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一批进步青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开始寻求革命真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接受到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恽代英、陈延年等的指导和帮助,积极投身革命。1926年春,中共南通独立支部建立,接着南通代用师范也建立党支部,以后全县各地的党组织陆续成立。192711月,中共南通县委成立。从此,南通县人民的革命斗争星火渐成燎原之势:工人罢工、农民抗捐抗租此起彼伏;南通东乡打起红军旗号,收缴地主枪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转战在南通地区的红十四军曾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推向高潮。19336月,由于党内出了叛徒,南通县的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武装斗争转向低潮。
1937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9388月,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成立,特委以金沙镇为立足点,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11月,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12月初,建立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次年1月,重建中共南通县委。县委派出的民运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开展减租减息,壮大抗日武装,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各种群众性抗敌组织纷纷成立。全县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历经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终于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破坏国共停战协定,蓄意挑起全面内战。1946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占领金沙镇。11月,全县大小集镇及广大农村逐步被国民党侵占,并到处组织“还乡团”。国民党在军事上进行残酷“清剿”,经济上“扒田倒租”、“反攻倒算”,反动气焰甚嚣尘上。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县委领导全县军民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坚持原地斗争,浴血奋战,逐步扭转被动局面。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南通县军民配合主力部队不断收复失地,1949128日,金沙镇解放,22日,南通城中心钟楼升起鲜艳的红旗。南通城解放后,实行市、县分治,南通城及近郊唐闸、天生港等乡镇划建为南通市。原南通县所属的广大乡村仍属南通县。
全县解放后,县委随即建立新解放区的区乡政权,进一步发动群众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征集粮草,掀起大参军热潮,组织大批民工、担架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以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生产救灾,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昂首前进。
 
第一章   新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   稳定社会生产生活
第一节  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
市、县分治后,中共南通县委隶属中共南通地方委员会。南通县政府隶属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南通专员公署。19492月,县委在育圣乡(今属骑岸镇)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全县划分为12个行政区、194个乡、1个县属镇。区政府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执行上级的各项指示,指导、监督与支持所辖乡镇的工作。同时,全面调配区、乡领导干部。由于解放大军南进,大批干部南调,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较少,县委、县政府大力培养600多名初懂经济的积极分子和从老解放区抽调290名乡村干部,充实基层,迅速接管新解放区。310日,县委和县政府机关从西亭迁至金沙镇,办公地点设在破旧的城隍庙里。19508月,县政府改称县人民政府(习惯上仍简称县政府)。法制建设也有序展开,194910月,南通县人民法院正式成立,院长由县长兼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法院院长由选举产生。19519月,县政府增设人民检察署,195412月,改称人民检察院。县委、县政府把工作重点首先放在稳定社会治安、安排人民生活等项工作上来。
剿匪肃特。南通县大部分地区解放前长期被日、伪军占领和国民党的反动政权统治,社会环境极为复杂。全县解放后一些土匪恶霸、敌特分子、封建帮会相互勾结,利用本县滨江临海的地理条件,秘密组织特务,潜入解放区,以暗杀、放火、抢劫、爆炸、放毒、散布反动传单、煽动闹事等卑劣手段,妄图垂死挣扎,严重破坏社会稳定,为此,县委、县政府成立剿匪委员会,采取“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抽调一批有经验的公安人员,组成一支剿匪队伍,进行武装搜捕;在群众中开展反谣言、反破坏的宣传教育,加强敌情观念,大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剿匪肃特斗争。8月,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国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苏浙皖突击敢死总队九大队九支队朱奎、顾汉玉等10多人潜入平潮地区发展特务,妄图进行“游击坚持”,被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922日,反共救国军通海纵队黄志英等一股武装匪徒,洗劫沪航驶崇明的“鸿生”轮,7名解放军战士遇害,县公安局协同南通专署公安局于1028日追至上海,在群众揭发下,19名匪特尽被擒获。在剿匪肃特的半年时间里,先后有500多名匪特、恶霸地主及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落网,社会治安趋于稳定。
反动党团登记、感训,户口管理。国民党撤逃后,在新解放区,国民党三青团及各种特务组织有的带任务潜伏下来,有的逃亡后又回归。这一部分人绝大多数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彻底摧毁反动组织,消灭反动势力,是解放初县委、县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1949127日,中央作出“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人员职务等级处理办法决定”,指出:一切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从最下面的区分部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人员,必须到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的专管机关或公安局登记。县公安局在县城金沙镇及较大的集镇和沿江地区建立公安分局(派出所),担负起对反动党团人员的自新登记工作,摸清底数。在专署统一部署下,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彻底摧毁反动组织的基础。5月,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顽化人员感训班,参训人员386人。采取听训、漫谈、突破、制服等方法,发现隐蔽线索,达到打击为首、瓦解其他、感化教育改造、化阻力为助力,选择一部分人为我所用的目的。
19499月,苏北行署公安会议作出“关于各主要城镇完成户口登记”决定,依据本县情况,县公安局制定“南通县市镇治安工作方案”,开展户口登记管理,废除旧社会遗留的保甲制度,为发动群众,加强侦察,缩小敌特活动范围,建立基层政权打下基础。
统一财经,平抑物价。1949年,大部分解放区基本上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还较脆弱,投机资本在新解放的城镇兴风作浪,哄抬物价。南通县的一些投机商也与大中城市的投机商相互勾结,囤积居奇,开空头支票,致使市场秩序混乱,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引起3次物价大幅波动。19493月,物价由飞涨转跌,为稳定人民生活,巩固人民政权,县委、县政府及时贯彻中央金融管理措施,禁止黄金、白银、外币在市场上流通,打击金融投机,稳定了物价。取缔金融投机后,投机商又转向商业投机,又一次引起物价大幅波动。县委、县政府根据有关规定采取调整部分税收、价格的方法,使货币流转略松,物价趋向稳定。19503月,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全国财政收支、全国物资调度、全国现金管理统一的体制,南通县实行现金管理和转账制度,大批通货流回银行。19519月,针对抗美援朝期间不法奸商哄抬物价,县委、县政府及时执行《关于稳定市场物价,维护农民利益,取缔破坏市场的投机倒把分子,明确市场管理规定》,再一次稳定物价。
集市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场所,也是投机商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刚解放,县政府就明确规定:买卖双方可以自由成交,对行会垄断市场,操纵买卖的不法行为予以打击,改变过去投行靠市的交易办法。1951年,在金沙等地开展校正量器、衡器的试点工作,统一使用市制,并在全县推广,将检定合格的斗、升、秤分发全县各市场使用。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实行集中交易,监督检查大宗采购活动。同时,大力发展国营商业,至1952年,国营商业机构有12个,粮食部门已控制全县的粮食市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逐步增强,政府的财力显著提高,为保持物价的长期稳定打下基础。
 
第二节  抵御特大风雨潮  救灾度饥荒
刚刚解放的南通县,战争留下的累累创伤还未医治,又遭到数十年未有的特大台风、暴雨的肆虐。1949615日至29日、74日接连大雨,72526日强台风过境,风、雨、潮同时袭来。而全县江海堤因屡遭战争破坏,又年久失修,堤防破溃,河港淤塞,涵洞残漏,在特大风雨潮冲击下,致使内涝不断,沿海、沿江地区堤防溃决,江水、海水倒灌。全县受淹达30万亩,损坏房屋3.6万多间,损失粮食1450万斤。三余区的大部、余西区北部及十总区的二爻灾情最为严重。同时,由于灾害持续时间长,秋收产量锐减,特别是棉区,三余区每亩只收10-15斤籽棉。灾荒面积较大,灾民一度发展到近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九分之一。面对特大灾害,县委、县政府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把抢险救灾放到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本着“坚持农业生产,自救度荒为主,社会互济,政府救急”的方针,领导全县人民展开了艰苦持久的斗争。
6月水涝初现之际,县委就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对夏季防(水)灾救灾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严密监视,互通信息,有灾即救。7月连续暴雨,强台风过境,情况极为严重。县委指示各地停止其它一切工作,视“救灾如打仗”,把救灾作为当时压倒一切工作的头等任务,领导同志亲临一线。27日,县直机关召开救灾抢险誓师大会,组织90%的干部职工和县大队指战员共1800多人,投入江海堤防的抢救工作。三余、通海滨江临海地区共动员2万多人抢堵决堤,抢修险坝。其它地区视水情,或围岸抽水,或除坝驱水,或筑圩护田,力求救活禾苗。同时,调运大批晚秋种子,发动群众补种、改种8万多亩晚秋作物;开展互助救急,安置灾民生活居住,金沙镇工、青、妇、商各界组织一个76人的慰问队到灾区慰问,县文工团进行救灾义演,全体干部自8月起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粮食用于救灾。这一切紧急措施有效地稳定了灾民情绪,最大限度减少了灾害损失,避免了更大灾害的蔓延。
9月,度过风雨潮肆虐的危险期,进入秋收时节。由于水灾空前严重,粮食歉收,重灾区已见断炊,引起干部、群众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怨天尤人,补种无信心。为此,县委在各级干部中进行“救灾要领导”的思想工作,要求广大干部同群众生死与共,血肉相联,反对悲观、依赖情绪,树立人定胜天的顽强斗志。县委结合灾情,制定全县1949年至次年春救灾方案,确定以农业为主,开展副业,贯彻节约,互助互济的生产自救的方针。各种生产救灾具体办法开始切实贯彻,垦荒、种早熟作物都取得一定成绩。灾区人民普遍以菜代粮,副业在“薄利多做,细水长流”的指导思想下得到多样发展。以非灾区为重点,全县开展社会互济,到1950年春节,共劝募119.4万斤救济粮,灾民平稳度过春节。春节过后,春荒逐月扩大,这是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期。有的群众已酝酿组织逃荒,讨饭人数日渐增多,有的群众只顾生活,不顾生产,吃掉种子,有的不顾政策铤而走险,吃大户、偷窃、烧贩私盐,反动分子、封建会道门也大肆兴风作浪。县委把端正干部群众思想放在首位,对破坏治安、造谣惑众的予以坚决打击和制止,在交通要道增派驻军,以防社会性恐慌,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解决生活困难。县委再度号召全县人民,人人种菜20天,“有灾当饭吃,无灾当菜吃”。供销合作社全力支持灾区副业,对大宗的副业,如织布、缝麻袋,均采取先付钱后交货。45月间,群众急切盼望着新麦成熟,县委动员群众为防止夏荒而保好青苗,尽量减少吃青苗现象。
水利的兴修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和防灾救灾,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之计。县委、县政府结合发放赈济粮,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从194912月至1950年春发动8个区4万多人(其中灾区占95%),兴修江海堤防与主要河道,其规模大大超过大进军支前。危险的堤防,主要的淤塞河道得到整治,政府发放代赈粮200万斤;在三余、余西等重灾区组织妇女缝军粮袋,发放代赈粮18万斤。
历经10个月的苦战,终于迎来丰收的5月。在解放之初,社会秩序尚不稳定,国民经济正待恢复的时期,能度过本县历史上罕见的灾荒,充分体现县委坚强有力的领导,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为各项事业的开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三节  抗美援朝
正当全国人民为医治战争创伤,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奋斗的时候,1950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新中国面临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19501019日,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击美军及其仆从武装。南通县近百万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朝鲜战争开始不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195011月中旬开始,县委先后在全县干部、党员和群众中进行形势教育,通过游行示威、参加军事干校、慰问志愿军和救济朝鲜难民等活动,激发广大干群的爱国热情,消除恐美情绪和太平麻痹、事不关己的思想。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222,南通县召开抗美援朝各界代表会议,一致决议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南通县支会”。在“支会”的组织下,1951年元旦,全县10万多人举行庆祝朝鲜前线胜利的示威游行。225,“支会”改建为“抗美援朝总会南通县分会”(又称南通县抗美援朝分会)。3月,县委发出参军的号召,1500多名青壮年应征入伍,奔赴国防前线。
195161,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7610日,南通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号召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三大号召”,动员普遍修订爱国公约,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县人民纷纷响应,各地普遍以基层工会、乡、村、街道、行业为单位订立爱国公约,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在夏征缴粮、排水治虫、购棉储棉、捐献缴款等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捐献一架战斗机,争取再来一门大炮”的倡议下,一个在爱国增产基础上的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形成。南通县缴款原定任务数为15亿元(旧币,与新币的比为1:10000),至1031已缴15.3亿元,至1221,共计缴款22.17亿元,二甲、平潮、金沙等地区超额完成任务。“八一”建军节前夕,县委专门召开拥军优属工作会议,布置工作。由此,全县各地历时半月,组织慰问军烈属,秋收中又组织力量对军烈属开展代耕活动。1952年,在毛泽东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倡导下,满怀“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激情,全县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全国小麦丰产模范庄太进获得农业部的表彰。
朝鲜战争中期,美国侵略者置国际公约于不顾,秘密实施细菌战,在我国沿海地区竟然投放大量带菌昆虫,南通县也深受其害。1952314日清晨,石港区板桥乡(今属石港镇)群众听到飞机声,傍晚,该乡发现有约八亩农田被散播大量带有溶血性球菌、炭疽病菌的昆虫。至15日,又陆续在四安、十总、西亭、兴仁等地发现大面积带菌昆虫。23日,县委发出《关于加强防卫和扑灭细菌的紧急通知》,要求各乡立即成立生产、治虫、防疫委员会,凡发现可疑昆虫的地区,立即组织扑灭;沿江沿海地区要加强防空、防特、防海匪骚扰。县成立细菌战防疫委员会,组织医生到石港、十总、平东、姜灶等地防疫灭虫。4月,全县掀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普遍深入进行卫生防疫知识教育;打扫环境,革除不卫生的陋习;大力开展预防鼠疫、霍乱、白喉等疫苗接种工作。这样,普遍提高了全县人民的爱国卫生知识水平,城乡卫生状况大为改观,并逐步建立起各级卫生保健体系。
1953727,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历时3年多的抗美援朝运动宣告结束。南通县儿女在前方英勇杀敌,有100多名南通县籍志愿军战士为保家卫国把热血洒在异国他乡;南通县人民在后方辛勤工作,为维护世界和平,捍卫新生人民政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四节  镇压反革命   取缔反动会道门
南通县曾是国民党统治苏北的中心地域之一,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全县解放后,成股的反动武装基本被打垮,但由于解放不久,县委、县政府忙于组织支前、救灾,加之部分干部对剿匪肃特斗争认识不足,产生了“大的溜了,小的无所谓”的麻痹思想以及打击不力、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致使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尚未受到系统的清理和致命的打击,一有时机便蠢蠢欲动。195059日晚,一架国民党飞机窜入二甲、余西上空,散发传单,并空投一些10-20斤的袋装大米,企图蛊惑人心。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反动势力更是认为复辟变天的时机到了。10月,敌特以“政府要砸菩萨,禁止行会”为由,在三乐乡(今属金沙镇)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近千名“迎神赛会”,继而发展为暴乱。他们公开叫喊“不许行会,便不缴公粮”,不少干部被打伤,矛头直接指向政府。有的不法地主散布“变天”思想,有的收买腐蚀干部。刘桥区有一个地主,曾任伪军大队长,刚解放时装疯作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唆使家人恐吓群众:“过去是谁的天下,将来仍是谁的天下。”气焰十分嚣张。
反动势力的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极大妨碍了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195010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指示》,要求各地坚决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该抓的抓的,该杀的杀,该管的管。根据中央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南通县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3年。
镇反开始后,公安部门组织力量赴上海、苏南等地调查、追捕外逃反革命分子,押回本县处理,县内发动群众检举揭发。19501018日,在金沙镇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处决汉奸、惯匪季克昌,揭开全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序幕。1951年初,县公安机关又镇压一批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初步消除群众对“宽大无边”的不满情绪和敌人报复的顾虑。315日,县政府在金沙召开三万余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审判处决罪大恶极伪第七师第二旅旅长张圣伯等4名罪犯,把运动推向高潮。全县摧毁4个、瓦解3个反革命集团。6月,根据中央“关于为巩固政权和避免产生错误,适当收缩和更加谨慎”的指示,从6月到10月,集中清理积案,把已判的在押犯投入劳动改造。
195111月至19529月,全县镇反运动在继续发动群众的同时,重点解决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据运动进程,全县镇反运动大致分三类地区:一是群众发动起来,反革命分子镇压得比较彻底,主要是老解放区,占40%;二是群众尚未完全发动,镇反不够彻底的地区,占41%;三是领导不力,内部不纯,镇反不彻底的地区,主要是新解放区,占13%。县委、县政府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指导方针。对运动开展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强调继续深探细查,破除“差不多”的思想,完善治安保卫组织。对运动开展比较差的地区,县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下乡,协助当地党委、政府,解决干部队伍中思想、组织不纯的问题,排除阻力,打开局面。
195210月至1953年底,以解决前一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打击反动会道门和水上活动的反革命作为重点,全面检查第二阶段镇反情况,对评为二、三类地区的进行镇反典型摸底,解决政策执行情况和今后镇反方向。南通县反动会道门组织种类多,分布广,历史悠久,主要有:一贯道(化名中华道德慈善会,又名中庸大道、忠恕大道、真理大道、孔孟大道、金钱大道等)、先天道、同善社、道德学会、法门三教等,其中以一贯道活动最为广泛,道徒众多,在本县分东、西、南三线,以王桂贞为总点传师。反动会道门的主要罪恶是骗取钱财、奸污妇女和暗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初,全县曾对反动会道门进行过清理,但成效不大。19522月,在南通专署公安处工作组的帮助下,南通县首先以三余地区为重点,然后在全县展开取缔反动会道门活动,结合春耕生产,开展形象化教育,积极宣传党的打击道首,集训和登记小道首,对一般道徒则开展群众性退道活动的政策。到3月底,取缔一贯道、先天道、道德学会等反动会道门组织,至12月底,全县取缔坛堂20个,逮捕点传师、坛主、堂长19名,有数千名道徒退道,占道徒总数的87%
在镇反期间,县委、县政府同时开展民船改革。由于水上船只流动性大,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为逃避打击,把船只作为隐蔽栖身之所。为此,县民船改革委员会两次共组织2000多船民参加民船改革,清查出5名反革命分子。通过民船民主改革,建立船民组织和水上户口制度,稳定了水上治安秩序和运输生产。
195312月,历时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先后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1936人,被判刑的1517人。各区召开规模较大的公审大会153次,受教育群众近65万人次,先后组织控诉小组3967个,参加面对面斗争的有1.31万人次,投入检举控告的有3万多人,检举信和控告书2300多份。
镇反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县委、县政府坚持运动的统一领导,贯彻党中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在运动的不同阶段,提出相应的明确的政策原则,努力防止和纠正右的或左的倾向,“可捕可不捕的不捕,捕了就是犯错误,可杀可不杀的不杀,杀了就是犯错误。在镇压高潮中逮捕的反革命,要进行很好的清理。不仅错捕,而且凡是属可捕可不捕的要一律释放。”对犯有血债,罪大恶极的坚决镇压;对犯罪情节较轻,有悔改表现的,给予宽大处理,给予生活出路,使之走上自新之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由于正确执行政策,孤立和打击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镇反取得实质性成效,强化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
 
第二章  恢复国民经济 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的全面展开
第一节   恢复国民经济
革命胜利后,百业待兴,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建设上来。县委、县政府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不要四面出击”,稳步前进的战略思想为指导,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积极恢复发展生产和各项事业,经过三年努力,使全县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根本好转。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解放初,全县遭受特大风雨潮袭击,县委积聚有限的财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兴修水利,之后,继续整修和加固江海堤防,疏浚主干河道。仅1952年一年就动员5万民工,兴修海堤,动用土方141.9万余方。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对农业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整治水患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改革传统的耕作方式。1950年,政务院决定在南通县棉区试种经苏联从美国引进的产量高、品质优、易培育的新棉种——15号岱字棉。南通县接到任务后,成立棉垦改进所,重点在三余棉区划定8个乡76个村为纯种管理区。棉种到达国内时已是种棉后期,县委、县政府迅速组织抢运抢种,共引进棉种55.632万斤,种植8.423万亩。同年,三余棉区卷叶虫大面积爆发,广大农民改变传统的人工捕捉方式,首次采用药物防治,扑灭了虫害。当年,示范区产籽棉800万余斤。平均亩产量近100斤,比当地历史最高纪录增加三至四成。1951年,国家农业部副部长杨跃东视察三余棉区,《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富饶的三余,使三余更富起来——推广岱字棉种子示范区》。之后,岱字棉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这基本上是由南通县提供的种子推广起来的。继棉种的改良后,县、乡两级均建立供种站,先后进行元麦、小麦、中稻、玉米、油菜等主要农作物良种的繁育推广。围绕农业科技知识和成果的普及与推行,全县相继建立蚕桑指导、林业指导、农机、病虫害防治、畜牧兽医等站、所,传播科技知识,指导推广科技成果运用。
1951年,全县土地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农民们组织互助组,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全县的农业生产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
工业、手工业生产迅速恢复。解放初,全县的工业大多是私营的窑户、铁铺等作坊式企业计122家,因长期战乱,入不敷出,朝不保夕。县委、县政府贯彻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扶助、改造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采取降低税率或适当免征,实施行业管理,为其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有利条件。县成立酒业专卖公司,把各地槽坊组织起来,通过加工订货、统购统销、经销或代销等方式,使整个酿酒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对为数众多的土布织造工商户采取分发原料、收回成品的做法,首先在观音山(今属南通市崇川区)成立全县第一家土布生产供销社,逐步将土织布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并着手创建集体和国营企业,继19495月建立全县第一家集体性质的工业企业——紫兴棉织生产合作社,又先后建立三余良种轧花厂和二甲、平潮籽棉加工厂,改造了一批机米坊;合并组建地方国营大丰油厂等企业,县内始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至1952年底,全县主要工业企业发展为219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地方工业生产坚持贯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也是完全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有力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至1952年底,全县小学数由解放前夕的268所,增加至395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46%,初级中学学生由450多人增加至1672人,常年民校、识字班、职工夜校等各种形式的文化补习班应运而生,城乡劳动者的素质明显提高。新建文化馆站、图书室、文化俱乐部81个,活跃了城乡人民生活。社会医疗保健事业逐步建立。19507月,在县政府门诊室的基础上组建兼管卫生行政事务的县级卫生所,此后相继建立各区级卫生所。1952年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有88万多人次进行鼠疫、天花、霍乱等传染病的疫苗注射,基本控制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三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各种经济成份并存,国营、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过渡打下稳固的基础。
 
第二节  土地改革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1946年夏秋,南通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发动农民“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开展了轰轰烈烈土地改革,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但由于战争迫在眉睫和国民党、“还乡团”的“扒田倒租”等因素,土改并不彻底。到建国前,南通县农村中的土地,很大一部分为地主、富农等所有,他们人数约占全县总人口的4-5%,但拥有40%左右的土地,而占总人口40-50%的贫苦农民,拥有土地还不到8%1950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按照地委统一部署和土改工作方案,县委成立土改工作团,于同年8月至195111月,结合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并称为解放初三大运动),组织1000多人的土改工作队,分赴3种地区帮助开展工作,有步骤地完成老解放区(包括三余、二爻、十总、石港4个区及四安、刘桥、西亭区的部分乡,共70个乡、492个村)、恢复区(指抗战胜利后,主要有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控制,解放战争中一度被国民党占领的地区,包括金沙、二甲、川港、姜灶、平东、紫琅、西亭、四安、刘桥等9个区中的61个乡,443村)的结束土改,新解放区(包括兴仁、平东、紫琅、川港、姜灶、刘桥6个区中的50个乡,419个村)的土改工作。
《苏北区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中规定“凡在基本上业已完成土地分配的老区与曾经分配过土地的恢复区,其任务为结束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对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应保持原状,确定地权。对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应根据端正政策,加强团结的原则,个别调整解决。”“在地权较为混乱的恢复区,在保护过去土改成果的基础上,以处理地主及富农倒算霸占及其他非法分散隐瞒的土地问题,即须在保护土地改革后的土地分配原状的基础上,并照顾目前农民耕种现状,进行适当的调整,发放土地持有证,确定地权以利生产。”又规定:“对过去土地改革中侵犯中农的错误,应予以纠正。”根据上级规定,县委、县政府在“发执照,搞生产”与“加强团结”的指导思想下,从19509月中旬开始,发动刚建立起来的农民代表协会根据结束土改的方针、政策与农民的申请书、意见书,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研究制定本地处理土地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个具体方案在群众中通过的过程,也就是解决土地纠纷的过程,许多土地纠纷迎刃而解。地、富隐瞒的黑田与过去留下的余田,由农会收回,重新分配给过去土改中得田较少的农民、烈军属、困难户、无地的复员军人或有偿给过去被侵犯利益而今生产生活确有困难的中农,同时向中农说明过去被侵犯的主客观原因。农民经申请领回土地所有证。至1025日,老区结束土改工作。
老区结束土改后,立即转入新恢复区结束土改与新区土改。917日,县委组织新区、新恢复区约800多名区乡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及土改政策、土改纪律的学习,弄懂党的政策,着重解决命令主义、立场不稳、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性差等问题,纠正对土改工作的经验主义、平均主义与单纯的经济观点等错误。
新恢复区已经过土改,但又被复辟,农民尚未充分发动。因此,县委指示新恢复区首先在各阶层中广泛展开时事形势教育与结束土改的方针、政策的动员学习。结合镇反,发动群众诉苦鼓舞斗志,在此基础上,依靠农会讨论没收、调整及分配土地方案,按照老区结束土改精神,于次年1月结束土改。
新区土改,县委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全面推开的方法。县委在新恢复区结束土改的同时,领导新区土改典型实验。县委将新区划分为10个土改工作点,点中设基点乡,作周围乡的榜样。土改典型实验结束后,开始10个基点乡的工作,一般于1950年底结束。1951115日,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总结新恢复区和新区土改基点乡的经验教训,专题部署全面推开土改运动。会议要求认真贯彻“准、狠、快、公、稳”五字方针(即“执行政策要准,斗争地主要狠,推开运动要快,分配土地要公,工作作风要稳”),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一支群众性土改大军,尽快完成土改任务。会后,一般乡的土改在“依靠农会,面向农会,讲清政策路线,大胆放手”的口号下全面展开。
土改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农民要土地,地主要破坏。之初,地主一面分散五大财产(土地、房屋、粮食、农具、耕牛),一面造谣生事,威吓中农,曲解土地政策,继而又以退为进,假坦白,秘密分散财产,收买干部。群众觉悟普遍提高后,经过有组织有领导的说理评理、面对面的斗争,在人民法庭的支持下,严惩一批地主,地主阶层开始分化,向人民低头。
没收地主五大财产是土改的关键一环,没收是一场群众性的斗争,直接考验农民的斗争决心和干群团结关系。在没收前,党支部和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大公无私、按照政策办事、要有农民骨气教育。订出公约纪律,成立没收、征收、保管委员会,没收权基本掌握在农会手里。没收方法,一般首先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农会主持下选择一、二个地主,由广大农民参加先行没收,成功后,要求一般地主自动交出五大财产,如不彻底,继续进行没收斗争。没收完成后,在农会领导下,成立分配委员会,经广大农民民主协商,自报互评,先分土地,后分财产,并出榜公布。至19511125日,新区土改完成。
土改中,县委按照中央的土改指示,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精神,在划定阶级成分后,没收地主多余的、隐瞒的或倒算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首先分配给贫雇农,然后分配给少地的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并给地主留下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生产资料,不搞扫地出门。全县共没收和征收4300多户地主、富农的五大财产,其中:土地53.3万多亩,房屋14.4万多间,粮食173万多斤,水车4700多部,耕牛280多头。这些财产全部分给46万无田、少地、缺房的农民。农户所有的土地、房屋,包括分得的和原有的,都统一颁发产权执照,过去的契约一律作废。对反动地主、富农,结合镇压反革命予以依法惩处。土地改革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封建统治势力,使深受剥削压迫的农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摆脱千百年来的封建宗法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由于妇女在土改中与男子享有同等分配土地的权利,妇女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使妇女解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同时,县委依靠土改中形成的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完成对旧的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为社会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第三节  贯彻婚姻法 禁娼、禁赌、禁毒
新生的人民政权倡导健康的、进步的生活理念,净化社会空气,荡涤旧社会遗留的娼妓、赌博、贩卖和吸食毒品等毒瘤。废除封建包办婚姻等陈规陋习,
195051,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家庭生活的一次伟大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深入的表现。新婚姻法颁布后,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人民代表认真进行婚姻法的学习。在人民群众中普遍开展婚姻法的宣传教育,使婚姻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这在解放初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法律宣传活动。195111月,县法院及有关部门联合组织若干个巡回小组,分赴各地宣传婚姻法,就地审理婚姻案件,使不少青年男女勇敢地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获得婚姻自由。同年,全县申请离婚的1625对,准予协议离婚的1355对,是历史上离婚最多的一年。离婚高潮中的绝大多数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之后几年申请离婚的逐年减少。结婚登记的有1132对,在农村一般为30%左右,集镇高于农村,此后,登记比例不断增加。195316,县委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为大规模开展贯彻婚姻法的宣传与检查工作准备骨干力量。420520,县委决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这一活动的开展对妇女解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解放初期,全县有妓院50余家、妓女100多人。解放后,县委、县政府先是对妓院严加控制,住客需登记。19511121日零时整,由市、县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工作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封南通县所属集镇的妓院。二甲镇取缔12家,解放妓女20余人。其他集镇对少数“半开门”的暗娼,在摸清情况后也予以取缔。随后对龟头和唆使卖淫者分别罪行轻重作出处理。妓女均被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政治,传授缝纫、针织、刺绣、裁剪等技术,从而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走向新生活。对暗娼则进行个别教育,安排从事正当的职业。
解放后,县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活动,公安机关多次组织打击,严肃处理一批赌博案件,严惩赌头、赌棍,赌博活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得到有效遏止。
民国时期,国民党南通县政府对烟毒贩卖明禁暗放,甚至提出公卖。日军侵占南通后设总发行专营毒品,并在城区和较大集镇设土膏店、烟馆、售吸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尤其是南通城,贩卖毒品活动更盛,绥靖司令部特务营公开为毒贩武装押运。19508月,县委、县政府加大禁毒力度,县公安局与民政部门首先在金沙镇成立戒烟所(或称戒毒所),将金沙镇108名吸毒者集中起来,采取领导启发、社会规劝、自我教育等方法,辅以医生诊治,经近2个月的禁戒烟毒,吸毒者死灰般的脸上普遍露出红晕,表示不再吸毒。1952年,经调查摸底,全县尚有吸毒者260人,贩毒者195人,种植烟苗的81户,面积8.15亩,尤其是在姜灶、川港地区,一些人私种罂粟,制作毒品出售,严重败坏社会风气。728日,南通县成立肃毒指挥部,根据中央“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肃毒指示,发动群众,禁毒肃毒。8-9月间,拘捕贩毒和吸毒者100多名,查获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128两和一批吸毒器具。对于一般烟民,通过教育,促其自戒或发动群众监督促戒;另将烟瘾较重,又不自觉戒烟的112人集中到金沙戒烟所强行戒烟。对种植烟苗的农户,责令全部铲除,改种其他作物。至10月底,全县肃毒工作结束,种毒、吸毒、贩毒活动基本根治。
 
第四节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951520,《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严厉批评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赞扬。6月,全县知识界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形成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这一讨论与批判极大地震动了知识界,冲击着知识分子的思想。
1130,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县委、县政府在地委部署下结合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其他政治运动,在全县中小学教职员中开展思想改造学习。19522月和8月,金沙中学、平潮中学的部分校长、教师,两次集中到苏北行署所在地——扬州,参加由苏北区党委、苏北行署直接领导进行的集中思想改造学习。总要求分别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学习毛泽东关于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以及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分清敌我思想界限,分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界限,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第一次),“充分发扬爱国主义的自觉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划清革命与反革命、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树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今后的教育改革打下牢固的基础,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二次)。
思想改造学习还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这期间,正值《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发行,知识分子和全县人民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广大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政治,在革命斗争与实践中划清敌我界限,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觉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段反动思想影响;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组织清理过程中,极少数隐藏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被清查出来。到1952年秋,思想改造学习基本结束。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旧社会政治思想影响,其间虽然由于要求过高、过急,方法有些简单等问题,使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但总的来说,作用是积极的。
 
第五节  “三反”、“五反”
各级人民政权普遍建立后,担负起多方面全新的任务,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根据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化问题,党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同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
渡江战役胜利后,解放大军继续南进,全县大批干部随之南调,县直机关和一些经济部门起用许多新干部,曾在旧政权里工作的人员大部分被留用,他们中相当一些人没有经受革命思想的教育,有些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落后思想。加之解放后的头三年,全县忙于生产救灾、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等各项工作,虽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等恶习进行过斗争,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而不法资本家、商人等为谋取私利,利用行贿等手段,大肆向党员、干部施放糖衣炮弹。据不完全统计,县直机关、县一级企业公派工作人员中已发现有贪污问题的128人,贪污大米1.4万多斤。县直机关及各企业部门的一些领导对群众来信视而不见,客观上助长了不法行为的蔓延。
为严肃法纪,纯洁干部队伍,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县委、县政府遵照1951122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毛泽东大力推动“三反”的各项指示,在全县的党政机关及县直公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派人员,主要是在县直机关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227,县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的“三反”决定,拉开运动的序幕。各单位在县委的部署下,进行学习,发动群众揭发,10天内收到检举、控告信200多封。但至19521月中旬,运动发展很不平衡,大部分同志认识不清,个别领导甚至压制民主。14日晚,县委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徐超作《进一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他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反复说明增产节约和“三反”的重要意义,强调“三反”必须雷厉风行,充分发动群众,做到彻底肃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并要求所有的部门领导如本身不干净的,必须自己先坦白。会上,县委领导同志带头作检查,并对两个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立即逮捕关押。16日,县直机关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县直机关的“三反”。县里还在金沙镇设立人民意见接待室和3只人民意见箱,受理群众的检举。至1月底,县直机关揭开浮在表面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违反制度、拖拉作风、态度不好等问题。然而,除了一部分人不明政策不敢坦白外,仍有一些贪污分子极其狡猾,拒不坦白,或避重就轻,群众称之为“老虎”,对此极其愤怒。县委对群众的斗争热情给予充分肯定,一场声势浩大的打“虎”运动随之展开。
28,县直机关召开科局干部(已发现有问题的没有参加)会议,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初步确定打“虎”计划,制定指标。银行、中粮公司、合作社为三个重点打“虎”单位。县委各部、委领导同志亲率打“虎”队出征,“三反”运动很快向纵深发展。3月,鉴于春耕时节已到,为不误农时,群众运动暂停。县委总结了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重点批判某些单位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右倾思想,开坦白、检举、退赃、洗污大会,脱去一部分中小贪污分子的帽子。这一阶段,县直机关共有756人参加“三反”,揭露有贪污行为的505人,共贪污人民币(折新币,包括金银、物资的折价)16.7万多元。
418,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5月,全县展开“三反”新攻势。县委加强打“虎”队力量,成立打“虎”指挥部,徐超任指挥员。新攻势一开始,县委首先从打“虎”队的自身建设做起,在以前的斗争中,打“虎”队组织是扩大了,但由于半数以上的“老虎”翻供,某些合营单位生产任务繁重,以及对“三反”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反而滋长新的保守思想。新攻势接受教训,始终和保守思想进行斗争,积极分子得到提高,落后分子受到教育,转变了思想,贪污分子变得十分孤立。打“虎”指挥部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调整做法,号召贪污分子忠诚坦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政策感召下,顽固分子也自觉交待问题,金沙支行一个贪污集团订立的攻守同盟迅速瓦解。随后,在服从农业生产中心,又实事求是结束运动的精神指导下,县委成立结束“三反”运动委员会,依据“斗争从严,处理从宽”,“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从宽”的原则,对贪污分子进行追赃定案工作,至7月中旬,追赃、定案基本结束。78月间,为巩固“三反”成果,县委又部署各部门、各单位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工作。“三反”中,县直机关和县直企业共有918人参加运动,在查出的539名有问题的人中,被定为贪污犯的389人,经反复检查仍定为“老虎”的25人,共查出贪污款折合新人民币20多万元,追回27%,因官僚 主义、浪费、贪污问题而给予行政处分的102人。
在县直机关、县直企业开展“三反”的同时,195217日,县委就各区、乡以下如何开展“三反”作具体部署,乡(镇)机关和部分企业经过89月份的集中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全县的“三反”运动结束。“三反”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政治思想、经济斗争,关系到新生政权的巩固;它是在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为保持廉洁而采取的积极有效的主动斗争。经过运动,一批不法分子受到惩处,机关作风大为改善,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三反”也是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当然“三反”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某些单位不切合实际,盲目制定打“虎”指标,搞逼供信等现象,人民法院因“三反”积压很多民事案件,一些部门的生产也因群众运动而受到影响。但“三反”为纯洁干部队伍,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水平,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反”中暴露出一些不法商人、资本家利用金钱、美女等拉拢、腐蚀党政干部,以达到偷、漏税,窃取经济情报等目的,造成机关中某些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严重后果。1952126,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段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内部的三反。同月,根据中央指示,县委先后召开各市镇工商干部、职工积极分子会议,培训骨干,为“五反”作准备。
“五反”以金沙镇为重点,并先行试点。19521月,县政府组织城工委、工商科、总工会等部门及抽调上来的四大市镇(二甲、平潮、石港、三余)的负责干部集中于金沙,成立工作组。起初,金沙工商界便有人制造“无啥可反”的空气,有的讲“我们金沙镇工商界很保守,不象二甲工商界”等等,企图混淆视听。对此,工作组用事实予以坚决驳斥,并号召坦白登记。212日,金沙镇684户工商户,初步坦白的有619家,小商人全部坦白。一些勾结、腐蚀干部,订立攻守同盟,拒不坦白的不法分子被逮捕。39日,县工商联筹委会扩大会召开,决定在全县开展“五反”。4月,南通县召开“联营经理会议”,讨论整顿“联营”、“合营”组织问题。自1951年以来,全县私营工商业中普遍建立120个“联营”、“合营”组织,表面上看来,是私营工商业与分散的个体经营者走向有组织联合,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合法发展,但在资产阶级思想没有被击退,而党和政府对他们又没有加强领导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垄断市场,肆意哄抬物价,对城乡物资交流非但没有积极作用,反而给不法商人投机取巧提供机会,严重影响人民生活。通过整顿,这些企业端正了经营思想,改善了经营作风,使用标准的度量衡,不再使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并被置于国营企业的领导之下,自觉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
“五反”基本与“三反”同时结束,“五反”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使工商业者普遍受到守法经营教育;作为“三反”的外部斗争形式,对纯洁干部队伍,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五反”也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打下基础。
 
第三章  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
第一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是,基于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党确定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在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当时党中央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至少要十年到十五年,然后视情况而定。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实际上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调整工商业采取的加工订货、统购统销等措施,不仅起到利用和限制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土地改革后,发扬农民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这两种生产积极性,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倡导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成为引导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逐步过渡的开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党认为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成为必要并有现实可能。19536月,中共中央正式制定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1954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195311月起,县委组织全县干部群众尤其是在农村,从上而下、大规模、多形式、大张旗鼓地掀起学习贯彻总路线的热潮。至12月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普遍贯彻到村组干部、企业和群众中。石港区自卫乡(今属石港镇)是中共南通地委搞的点,总路线的宣传达到家喻户晓。
通过宣传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都有很大提高,消除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并家、吃大锅饭的思想顾虑,改变对农业合作社、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认识,迫切地要求组织起来搞生产。广大农民积极拥护国家工业化建设,支持粮食统购工作,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至19542月底3月初,全县有统购任务的185个乡中,有13个乡的统购任务全部完成,其他乡也接近完成,收购入库400万斤粮食。总路线的宣传也提高了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自觉性。手工业者迫切要求组织起来,私营工商业者对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表示愿意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服从政府的管理,广大职工用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拥护总路线,普遍开展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并踊跃购买公债。全县人民通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看到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思想基础。
 
              第二节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全县解放后,南通县派出大批民工支前。农民为解决劳动力困难而组织起来,由于各种原因,不久相继流于形式。农村劳力不足、土地分散、耕作技术落后,生产工具陈旧、经营资金缺乏等问题直接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又开始出现两极分化迹象。因此,联合起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共同富裕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南通县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应时而起,经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这一过程,也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
195199,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县委按照中共中央“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指示,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组织起来。195110月,刘桥乡焦桥村(今属刘桥镇)成立全县第一个互助组——崔福堂常年互助组,由4个伴工组、29户、86个农民、116亩耕地组成,其它乡村纷纷效仿。互助组一经建立,立即在生产上显示其优越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机具得到统一使用,劳动力得到合理调整,增强了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丰收,互助组的产量一般要高出单干农民二至三成。在加入互助组的农民中,涌现出出席苏北劳模会议荣获劳模奖金的刘慰兴、张凤英、许汉章、陆大明等先进典型。全县农民对互助组更加向往,“种田不打帮,三年两头荒”、“鱼靠水,鸟靠树,要得增产靠互助”的思想广泛流传,许多没有参加互助组的农民,积极要求干部组织起来。互助组因而得到迅速发展,至1954年,发展到8635个,参加农户109030户,占总农户的40.59%,耕地565506亩,占总耕地的36.59%
县委在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互助组在农闲时没有活动,巩固率较差。县委强调巩固互助为冬季生产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配合冬季积肥、施肥、锄草,搞小型水利、副业等,使冬闲变为冬忙。县委还成立由农委、农林科、青委、妇委等部门组成的六人学委会,加强对骨干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针对部分党员干部产生的急躁冒进情绪,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县委于1953年下半年制定互助合作计划,适时对互助组进行整顿,纠正过去单纯任务观念和不重视质量只重视数量的问题,使一般互助组的组内户数扩大,质量也有提高。
19532月,党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提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三种组织形式,即除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外,第三种形式就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初级社仍然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但就农民以土地入股初级社后能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分酬,按劳分红等条件来说,初级社比常年互助组向社会主义集体化更进一步。中央办社决议向全县传达后,各地申请办社的报告不断送到县委。县委根据中央“典型示范而逐步推广”的指示,经分析研究决定在群众思想认识较高,互助合作基础较好的三余区首先试办一个初级社。42,全县第一个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社——三余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该社由新余乡新中村(今属三余镇)的周裕仁、鲁兆惠、王德芳3个互助组合并而成,共32户,134人,入股土地233.5亩,当年实现岱棉总产量46040斤,亩产籽棉240斤,比一般较好的单干农民高41.1%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的矛盾得到缓解,却不能根本改变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生产的状况,中央认为现实的办法主要是合作化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革。1954年初起至1955年,全县掀起4次大办农业社的高潮。1954年底全县共建初级社988个,入社农户32035户,占总农户的12.1%。初级社的入社对象以贫下中农为主,地主一概不得入社。农民入社的土地评产入股,按股分红;大中型农具入社第一年租用,第二年折价,第三年还清;生产资金按股投入,经济作物区每股3-5元(新版人民币,下同),粮棉夹种区每股2-3元,不计息,不还本;社员自留地一般占耕地的5-6%;收益分配采取“土四劳六”分红,也有“土三劳七”和“土劳各半”。农业税由各户自交。初级社设有社务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社务委员会下设生产小组,实行“四定”(定质、定量、定时、定工)生产责任制(又称包耕制)和“大包小评”记工方法。
1955年春,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较大发展的基础上,对已组织的初级社、互助组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着力贯彻省、地委“秋前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巩固,务求稳健第一”的办社方针,着重纠正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重建社、轻巩固的思想,并对财务工作进行不同程度的整顿,建立健全财务制度,结清帐目,以充分发挥社员办社的积极性。整社结束后,823,县委发出《关于积极做好农业社大发展》的通知。10月,县委修订原来的办社计划,结合秋耕,采取“一面规划、一面发展、一面生产、一面办社”的办法,大规模建立新社和扩大老社。由于运动来势猛,速度快,发展超过原来计划,建办起来的初级社也存在一些问题,10月底,县委决定暂时停止发展新社,按照中央“既要办多,又要办好”,“既要数量,又要质量”的指示,全力投入以冬春生产为中心的整社。至年底,初级社有4292个,较整社前略下降,入社农户149483户,占总农户的53.9%,入社耕地965395亩,占总耕地的58.91%,绝大部分互助组转为农业社。
期间,农业机械化取得较大发展,南通县在南通专区率先成立第一个抽水机站和拖拉机站。19545月中旬,国营抽水机站在石港建成,共10台抽水机,灌溉面积达6400亩,看到第一台抽水机出水,老百姓欢呼雀跃。19552月,国营三余拖拉机站建立,上级要求县长蔡春林任站长。1956年,全县已有三余、金沙、平潮3个拖拉机站,全年耕地71014亩,解决了耕牛不足问题;平潮、兴仁两区开始使用电力灌溉水稻;三余区使用飞机喷药治棉虫10600亩。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对农业的增产起了很大作用。
 195511月,中共南通县委第三次代表会议召开,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12912日,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同月,县委发出通知,号召干部及社员认真学习上述三项内容。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被再次激发,从而把全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阶段。试点工作在金中乡(今属金沙镇)展开。1956120,经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全县第一个高级社——金霞区金中乡曙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该社联合18个村,57个新老社,吸收在此范围内的贫下中农单干户入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则分别对象,分别对待,作为候补社员全部入社,入社总农户2868户,贫雇农、中农2748户,地主、富农等120户,耕地13152.53亩。至3月底,全县在原有4000多个初级社的基础上,组建成592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1.8%,基本实现合作化。
高级社设生产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生产单位为生产大队、生产队,实行三级管理、统一核算。生产队为包产单位(又称包产队),普遍推行“三包一奖”(包工、包本、包产、超产奖励)的制度,按照各地具体条件,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的办法。原初级社投入的土地、公共财产、积累基金统一使用,多者不抽,少者不补,土地归社所有,实行按劳分配。全县普遍建立高级社后,标志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由于要求过急,速度过快,一些政策性问题和收益分配没有及时处理好,加之1956年部分地区棉花因灾减产减收,大量新入社的社员思想回潮,部分地方出现闹事风波,向合作社要钱、要粮、要求退社。县委于5月及时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农业社进行教育疏导,发动和依靠群众连续3次整风整社。第一次以“包工、包产、包本”和超产奖励制为中心环节,同时处理社内经济问题;第二次以推行劳动和财务规划为中心环节;第三次以夏收夏种为中心、夏收预分为重点。至6月,整社结束,高级社逐步巩固下来。
南通县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顺利的、正常的,尤其是在互助组、初级社阶段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互助合作在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取得良好的效果。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直接推动了全县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再一次实现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属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范畴。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解放初,南通县共有大小集镇57个,其中以金沙、二甲、平潮、石港、三余等五大市镇的工商业较为发达,全县有私营商户6449户,多半为资金较少的小商,其中“夫妻店”就有3121户,摊贩1832户;私营工业及手工业户122家,大多分散在农村,规模小,技术落后,本小利微,主要从事碾米、榨油、酿酒、染布、砖瓦窑等生产。历史上,南通县的工商业曾有过繁荣时期,有“小小金沙赛扬州,小小二甲赛南通”之说,但由于受中外大资本的倾轧,加之连年战乱,物价大幅波动,一些工商户经不起风浪,纷纷亏本倒闭,或者不能维持正常生产。解放后,县委、县政府根据《共同纲领》制定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的政策,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通过批购、代销、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方式,积极引导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走出困境。195311月开始,县委大张旗鼓地开展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工商界,突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的宣传,使广大私营工商业者认清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提高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的自觉性。私营工商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批购、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就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国营、集体工商业兴起的过程。
对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进行。1951年,县委贯彻力求维持私商状况的方针,鼓励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市场需要的行业逐步发展,对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市场又不需要的过剩行业,适当加以限制;对一般行业,则采取维持现状的原则。同时,严格开业、歇业的批准手续,并从调整公私关系着手,妥善安排私商小贩,扭转随便开业、歇业,更改营业范围的混乱现象。下半年,全县私营商业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在县土产会议的推动下,出现要求合并经营的新气象,8月底,粮食、土布、杂货、棉布、土产等15个行业的543家商户,新建联营、合营机构63个,从业人员400人,这是全县集体商业的发端。1952年,南通县工商联(筹委会)成立,对全县7976户工商户加强领导,对13.6万名从业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和管理,使他们在对私改造中发挥重要作用。
1953年秋收后,在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浩大声势中,县政府宣布对全县市场进行管理,对严重违法的工商户,视情节轻重,予以停业、悔过、罚款等不同处分。19541月,在粮食统销中,全面推行划片设点、归点供应,几个较大镇设立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粮食代销店19个,按户凭证计划供应。下半年,将棉布、百货、酒业等行业整改为经销户,直接从公司批购,按公司牌价出售,使整个农村市场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供销社在其中担负起领导市场的作用。8月,县政府成立对私改造办公室,首先对全县土布业、棉布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9月,县政府宣布土布业全部转业,120户土布商,职工除随着转入新的行业外,全部由政府介绍工作;原有棉布业198户,除转业的外,75户挂牌经销。
自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后,市场供销关系起了很大变化 ,由于部分私营零售商消极经营、管理不善,商业干部中普遍存在盲目扩大业务和包下来的思想,国营、合作商业零售业务发展过快,形成私营零售额大幅下降。私商普遍不能维持、市场供应紧张的现象。为此,1955年上半年,县委、县政府贯彻中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扩大国营批发业务,调整公、私营零售比重,适当紧缩国营、合作零售额,增加批发品种和热销货的搭配,组织私商参加物资交流会和货郎担下乡,增加贷款等措施,使私营“淡季维持生活,旺季略有盈余”,提高他们经营、改造的积极性。同期,县委、县政府先后于平潮、金沙进行合作商店的试点,至年底,全县对棉布、百货、杂货、食盐、粮食、食油、饮食、土布、鸡鸭、猪等10个行业中的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3402户私营商户组成合作商店(含合作小组)237个,下设门市部697个,从业人员4624人,另有近千户商贩转为经销、代销。
对私营工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前,南通县的工业基础薄弱,解放后,党和政府即着手对地方工业予以扶助、改造。1950年开始,先后建立三余良种轧花厂和二甲、平潮籽棉加工厂;成立县酒业专卖公司,各个槽坊组织起来,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式,使整个酿酒行业获得复苏。1951年,将一批机米、油坊经过改造合并成立南通县大丰油米厂,为县内第一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952年,19户个体书簿印刷社大部分并入县民政科开办的荣生印刷社。对为数不少的土织户,采取分发原料、收回成品的做法。
开展总路线的宣传贯彻后,私营工业主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广大职工在工会的领导下,积极团结资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私营溶记印刷社并入公营荣生印刷社,成立溶生印刷社,成为全县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1955年初,大力组织联营和合营,将全县55家私营油米坊,归并为25个点,有组织进行加工生产;将15户私营黄酒槽坊合并联营,统称“兴兴酒坊”;将13户私营白酒槽坊联营为“金沙土烧加工场”。195511日,成立南通县手工业生产合作联社筹委会。53日,召开县手工业者代表会议,配合农业合作化,逐步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铁、木、棉织、窑业、缝纫等手工业大多组成生产合作社(组),原则上不实行公私合营。195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960多万元,其中国营比例由1952年的3.96%上升到13.1%,合作社营由40.25%上升到62.88%,公私合营占1.02%,私营由55.79%下降到23%,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已占主导地位。
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和1955年粮棉的大丰收,有力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已经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大大增加,加大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前一阶段经过初步改造的私营工商业,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经营已不能适应朝计划经济体制过渡的需要,私营工商业者也已不满足于原有的经销、代销、加工等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要求向更高级形式过渡,众多的小商小贩,同样有着组织起来的愿望。
195510月,毛泽东主席对全国工商界讲话和《人民日报》发表《进一步开展对城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社论后,全县私营工商业接受改造的要求更加迫切。针对形势的发展,县委成立对资改造领导小组和对资改造办公室。年底至次年初,县委连续6天召开资改工作干部扩大会,讨论和部署全县的对资改造工作。19561月,县委组织2800多人的宣传队伍,深入各大小市镇,宣传政策,首先在平潮镇掀起改造的高潮。24日,全县基本完成对资改造的第一步工作,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或组建合作商店。26日,县城金沙镇近2万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据统计,至1月,原私营商户和饮食店成为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门市部的有123户,实行公私合营的有435户,组织合作商店的有3740户,组织合作小组为国营店代销的有1938户,绝大部分私营商户在改造中各得其所,剩下的只是占原私营商户总数3.3%的摊贩;全县有公私合营企业74家,职工1844人,其中资方人员368人。至2月底,全县市镇手工业者已组织3104人,占应改造从业人员的89%,手工业者组成的生产合作社成为县属集体工业的前身。第一步工作结束后,普遍进行行业归口,合并企业,调整商业网点,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公私合营企业在清产核资中,由公方代表、资方人员、职工代表及当地党政负责人组成清产核资小组,按照中央“从宽处理,尽量了结”的方针和“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职工监督下,资方人员自填自报自估价,由审核小组审核通过,这样做速度快,资方人员也易接受。人事安排基本上采取原企业实职人员一律包下来和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办法,资方人员安排为厂长、经理、业务主任、会计等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立国的一项根本性任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应了这一历史选择。解放初,百业待兴,国家正需要集中人才物力搞经济建设,南通县原本难以维持的私营工商业在国家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中获得实惠,在社会生产落后,社会总供应不足的条件下,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后资金、设备、人力的统一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私营工商业有了稳定的出路。组织起来,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正是民心所向,这从主观上促进了对私改造的顺利完成。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任何形式的经济体制都要经受社会发展的考验,符合前进方向的就是合理的。对资改造是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县委、县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条不紊的工作,避免急剧变革容易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充分展示领导水平及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资改造的顺利完成,为南通县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粮、棉、油统购统销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人民生活稳定,城镇人口增多,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粮的需求量急剧扩大,出现粮食供不应求、农民待价惜售和私人粮商操纵粮食市场的局面。在中国实行工业化,必须依靠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支持。19531016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简称统购统销)。1123日,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有关统购统销的精神,发出关于粮食计划供应的指示,明确规定粮食计划供应的原则、步骤和具体办法,并规定对食油也实行计划供应。28日,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部署粮食统购统销工作。1210日,县政府宣布从当日起,全县全面实行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的统购统销,31日,发布《实行粮油计划供应的决定方案》,决定在全县增设供应点,建立供应网,便于群众购粮,全县粮食统购统销全面展开。
统购方面,县委对干部、积极分子反复交待政策,在克服畏难消极情绪的同时,要防止硬挤、硬逼等强迫命令作风的发生,对农民应教育再教育,协商再协商,以先进的带动中间或落后的,形成卖余粮光荣的氛围。各地层层培养带头卖余粮的积极分子,每村达数十人,每组有数人或十余人。余西区岸南乡同盛村(今属二甲镇)村长动员父亲将10000斤余粮卖给国家,姜灶区组织紫东、姜灶(今属姜灶镇)两乡群众卖余粮时,比较后进的企明乡(今属姜灶镇)群众也立即跟上并加入卖粮队伍,3个乡一天送粮36917斤,油料3696斤。对抗拒统购,不肯出售余粮的富农进行派购。至19544月中旬,全县统购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共统购粮食2164万斤,占统购任务的71.16%
统销方面,县委、县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做好粮食计划供应工作。195312月,全县取消粮食自由市场,合理安置粮商,打击奸商等进行的投机套购、囤积、破坏、造谣等违法活动。次年17日,为便于群众购粮,县政府发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划片设点供应的指示》,全县进行划片设点归点供应,先后设供应点106个,凭证明书和粮串购粮。2月下旬,开始发放供应证,逐步改为凭供应证供应,同时降低粮食销售量。530日起,全县各区建立国家粮食市场,调剂农村中的余粮,沟通有无。
6月初,县委部署夏粮统购工作,确定这次向群众统购三麦与菜籽同供应群众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签订交换结合合同为主的方法来进行。各供销社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组织75付货郎担,150人,送货下乡配合收购,对603个富农(包括地主)实行派购。中旬,为确保油料统购顺利开展,县政府召开全县油坊会议,对油料的收购、加工区别不同情况作出规定,对生产效率低、浪费严重的私人油坊作转业安排,对破坏计划收购、投机经营的违法户予以严肃处理。到8月中旬,全县统购入库小麦625.7万斤、菜籽113万斤,分别完成专区下达任务的139%103%9月,成立花纱布公司南通县分公司,加强对棉花、棉布“双统”领导,实行棉花、棉布的统购统销,制止纺织品市场上的投机活动,限制土纺土织的盲目发展,保证国家原棉收购任务的完成。
19541029119,县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根据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检查领导工作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着重部署秋征和粮食统购统销及棉花、油料作物的统购,以支持国家工业化、支持灾区、支持解放台湾(即“三支持”)的工作任务。
1955221-28日,县委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会议后期,县委针对前一时期在统销工作上由于工作作风不够深入,对粮情掌握不够,致使群众订的供应计划部分偏宽,少数偏紧的情况,专门作关于做好统销工作的报告,对在征购销工作中犯有强迫命令错误,造成很坏影响的干部给予处分的决定。会后,全县再次掀起征购高潮,至3月上旬基本结束。
统购统销中,由于工作尺度较难把握,部分地区没有划清余粮户和缺粮户的界限,该购的未购足,不该购的购过头,该销的未销,不该销的销了,在一些干部群众中造成“购销无底”、“增产无益”的错觉。有的农民卖了“过头粮”后,只得到市场上买粮吃,更有少数持有紧张心理的农民到处藏粮食,白天不敢加工,影响生产情绪。市镇粮食供应上,管理松懈,供应偏宽。
195533,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在统购统销中,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对自己的交售任务心中有数。4月至5月上旬,县委以春耕生产为中心,以宣传贯彻粮食“三定”政策与棉花预购为动力,进行统销补课。全县发动群众民主评定供粮对象和数量,保证真正缺粮户的粮食供应,合理压缩粮食供应面和供应量,整顿前供应面为87%-90%,补课后为64%,供应数量也相应减少。同时开展粮食“三定”到户,把“三定”数字下达到乡,以乡为单位将全年的粮食产、购、销数字向群众公布,得到群众拥护。8月,国务院颁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基本内容是粮食“三定”。县委结合本县农村实际,于是月部署进一步做好“三定”工作。全县先后分两批进行到户宣传和实施工作。具体做法是:定产,根据农民的粮田等级和自然条件,结合生产水平,按正常年景评定单位面积常年产量,以户计算粮食产量作为定产基础,三年不变。定购,国家向余粮户实行统购,从定产数量中扣除规定的用粮标准,即扣除种子、口粮、饲料和实交公粮,尚余的部分由国家统购85%-90%;对粮食丰收地区的农民实行增产增购,增购数量一般不超过增产部分的40%;对受灾减产的农民,根据受灾程度,适当减购、免购。定销,国家对各类缺粮户实行定销,按规定的用粮计划标准计算后,何时缺,何时供应,有什么粮食,供应什么粮食的原则,合理统销,农业合作化后,一般以合作社单位计算核定。至11月,“三定”到户结束,从同月起在市镇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三定”政策受到农民和干部的普遍拥护,农民心中有数,能更好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干部也易于开展工作。全县1955年秋粮征购到11月底,入库主粮6777.7万斤,完成任务的97.6%
粮食统购统销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初步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保持了市场物价稳定,在不高的水准上满足了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粮食统购统销与社会主义改造也成为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重大战略措施,
 
第五节  “一五”计划建设期间的主要成就
在贯彻总路线的同时,中央提出从1953年起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指出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居于主导地位。“一五”计划经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后,县委即在全县干部群众中进行宣传,并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先后编制农业、工业、商业和畜牧业、水产业等专项计划,主要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一五”期间,全县实行粮油、棉花棉布统购统销,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护了社会稳定,保证了生产和人民的基本生活。到1956年,全县基本上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发展过于迅猛,但属于实际工作的偏差,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意义显然是不容低估的;地方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国有、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占居主导地位,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提前实现“一五”计划目标。1956年,手工业总产值5.52亿元,比1952年增长27.8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769亿元,比1955年上升11.11%,人民的购买力显著提高。1957年,全县农业种植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达43068万元,比1952年增长24.9%;工业总产值10108万元,比1952年增长38.8%
教育事业,根据国家“一五”计划所制定的普及与发展中小学教育的方针,全县投入巨大财力,大力发展教育事业,1954年的教育经费比1949年增加38倍。1955年,于金沙设金沙初中分校,1956年增设高中部,改称南通县中学,成为县内第一所完中。1956年有初中10所,比1952年增加7所,共有学生4025名,比1952年增加207.7%;有小学504所,比1952年增加66所;中、小学教师142人、2334人,比1952年分别增加92人、527人;坚持常年学习和参加工人业余文化学校学习的达数十万人,扫除了一批文盲。县委、县政府还致力特殊教育事业,1956年将三余镇民办聋哑学校改为公办。
文化事业,至1956年,建有文化馆、站17个,电影放映队7个,农村俱乐部246个,基本做到社社有俱乐部。同年还建办县广播站,《南通大众》复刊。这些文化组织和设施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满足人民群众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丰富业余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卫生事业,贯彻中央关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取得显著成绩。到1956年,医疗网进一步扩大,全县建有人民医院、妇幼保健站、卫生防疫站各一个,区卫生所14个,联合诊所181个。同时,坚持防重于治的方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防疫工作,有效控制住急性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人民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邮电、交通事业,“一五”期间基本完成县、区、乡之间的电讯线路架设任务,各区全部有了电话。县内恢复和新建公路9条,通车里程达223公里,建筑农业机耕公路800公里。全县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对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和稳定市场起到积极作用。
“一五”期间,南通县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各项事业建设,都是在原来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在比较充分利用原有条件的情况下,有计划按比例同步发展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是以农业为基础,并为农业生产服务,同时兼顾人民生活情况下进行的;是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给予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形势下展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同时进行和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为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使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不断巩固。“一五”计划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再次坚定了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第四章  党的建设 群团组织的发展
第一节  整党整风
1926年南通县初建共产党组织,有党员20余人。历经革命风雨,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磨炼,党员和党组织迅速发展。建国初,全县党员发展出现第一个高潮,当时通过开辟新区工作,发展党员1148人,全县共有党员6428人,支部176个。此后,至1954年底,党员数始终保持在60007000多人左右。1955年整党结束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高潮,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开展组织发展工作。1955年、1956年连续两年形成全县第二次发展党员的高潮,1956年党员人数已达13000多人。随着工商经济和科、教、文、卫、体育事业的发展,党员构成逐步改变建国初期党员绝大部分在农业战线的状况,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党员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党员的文化程度显著提高。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发展,农村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总支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按照建支原则成立党支部、党总支。19527月,始建金沙、二甲、平潮3个镇区党委,19548月,均改为镇党委。1955-1956年,农村党支部逐步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19562月,建立中共南通县直属机关委员会。至1956年,全县共建基层党委、党总支、党支部770个。
在这一历史时期,全县干部队伍也得到不断发展,1953年至1956年,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贯彻“大胆大量提拔干部”的方针,仅1954年的7个月左右时间,就提拔县、区、乡三级干部963人。
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党担负起多方面全新的任务,党的队伍在思想、作风、组织上再次面临新的考验。19505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南通县的整风全面展开。整风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党员干部中的骄傲自满、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以及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极端严重问题,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917日,县委集中新解放区、新恢复区800多名区乡干部,结合土改,开始一个星期的整风教育。着重解决命令主义、立场不稳、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性差等问题,为迎接全面土改作准备。整风自上而下进行,大体分思想动员、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三个阶段,并进行党员登记,每个党员经反复考虑,在思想成熟的基础上,向党组织表明自己的态度,至年底基本结束。通过整风,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明显改善。
1950年,县委结合党组织公开,在全县整顿了78个支部,其中农村支部67个,机关支部11个,参加整顿的党员共2849人。基层党组织在县委的领导下带领全县人民进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以及生产救灾、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取得很大成就,党组织也得到发展。但由于组织上缺乏经常的思想领导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建党过程中缺乏严格的管理手续,以致全县基层党组织内还存在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情况;党员思想觉悟不高,方向不明,部分党员阶级观念模糊,敌我不分,丧失应有的阶级立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不强,有些支部长期未建立支委会,有些支部虽有支委会,并未发挥作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亦无集体领导,党的群众路线不能很好贯彻;有的党支部的领导权被坏分子所控制。
为领导与团结全县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前途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普遍的整顿。县委遵照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决定在全县分期分批进行整党建党工作。1951102日、30日,县委分别作出《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初步计划》、《整党建党初步方案》。县委还成立整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领导整党工作。
农村党支部的整党工作是在典型试验的基础上分期分批进行的。12月,县委首先成立一个整党工作组,选择有代表性的西亭区亭东乡(今属西亭镇)党支部为试点单位。1952年,县委在金霞区吴桥乡(今属金沙镇)党支部进行整党试点。各区也选择典型支部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全县农村整党工作逐步推开,开始以乡为单位,后改为以区为单位。方法上采取层层训练骨干,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集中上课,有步骤进行审查鉴定、组织处理、民主建设。至19535月,四安、十总两区18个支部结束整党。之后,由于生产救灾工作任务繁重,全县农村整党暂时停止。19545月,农村整党紧密结合中心工作继续进行。县委派出9个整党小组,1个支部建设组,深入10个区40个乡党支部,至年底,有87个党支部结束整党。1955年初,各区委结合开展互助合作、粮食“三定”、建社等各项运动进行整党,至510日,有71个支部完成整党工作任务。至此,全县农村党支部的整党全部结束。
经过充分准备,195295日,县直机关整党工作开始,由县直机关整党委员会统一领导。分整党动员,端正态度;共产主义前途教育;学习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三个单元进行。453名非党群众也参加学习。对参加学习的人员,根据不同的职级及政治、文化水平,编成中、初级学习小组。每天坚持4小时学习时间,各单位根据工作特点具体安排。中级组采取听报告、阅读文件,有时上补充课或通过小结等办法;初级组,在听报告后,由教员上辅导课,分专题讲解,逐一消化,有时还组织课堂大讨论。每一单元结束都进行学习小结。1026日,学习告一段落。在统一认识,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县级机关整党委员会按中央指示精神,依照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进行组织处理。12月下旬,县直机关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
195110月至1955年,全县共有县直机关8个支部,269名党员,农村15个区委及所属176个支部,6401名党员参加整党。整党中普遍深入进行了一次党的性质与基本知识的教育,增强了党的团结,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同时,不符合条件或犯有错误的党员,按党的政策得到应有的组织处理,共处理978人,其中清洗出党158人,开除党籍182人,取消候补党员资格197人,延长候补期27人,劝退和自动退党145人,受到其他党纪处分269人。整党后,全县党员发展迎来又一次高潮。
 
第二节 党代表会议和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战争年代,由于环境恶劣、工作紧张,县委贯彻上级指示和部署工作,主要通过县委全体委员会议、全委扩大会议和党员干部会议,没有条件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建国后,从19503月至195511月的5年时间内,召开1次区域性党代表会议,3次全县性党代表会议。
195035-10日,县委召开刘桥、平潮、四安、石港4个区的党代表会议。到会代表286人,列席代表50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和克服从战争转到和平、建设时期后,党内所滋长的个人主义享乐思想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上下隔阂和不团结现象;讨论和部署1950年“老区生产增成,新区发动群众”的任务。
19541029119,中共南通县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954人(其中区委以上干部276人,区一般干部91人,乡干部587人),列席代表227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江苏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精神,重点部署秋征和粮食统购统销以及棉花、油料作物的统购工作。县委书记张平作《动员起来,为完成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的征收、统购和统销任务,更有力地支持国家工业化、支持解放台湾的斗争,进一步贯彻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副书记赵暄作《今年粮食、棉花、油料征、购、销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报告,副书记唐真寿作《一个乡征购销做法》的报告。
1955221-28日,召开中共南通县第二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1305人(其中包括列席的团员代表和非党非团的青年代表500多人)。会议检查总结第一次代表会议以来征购销运动的情况,县委作《关于做好统销工作的报告》,随后着重进行征集补充兵员的动员和讨论,并组织大会报名。
中共南通县第三次代表会议于195511月举行。出席正式代表513人,列席代表178人。会议主要议程是:总结检查工作;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指示和中共江苏省第四次代表会议精神;选举党的监察委员会。最后作出会议决议。
随着人民政权的日益巩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有序展开,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1956316-18日,中共南通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金沙召开。出席正式代表520人,列席代表3人。县委副书记姜光华致开幕词;县委书记杨萍代表县委作工作报告,检查右倾保守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县委宣传部长苏坚作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中共南通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30名,候补委员7名;选举杨萍、唐真寿、姜光华、赵暄、吴凤琴、王德贤、沈汉卿、苏坚、黄士敏、蔡春林10人为常务委员,杨萍为县委书记,唐真寿、姜光华、赵暄、吴凤琴、王德贤为副书记;选举出席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8名:王桂琴、周一峰、苏坚、徐士良、耿发勋、杨萍、廖卓之、蔡其生;候补代表1名:丁锦旺。最后作出大会决议。
党的代表会议不是党的领导机关,它只是县委有重要问题需要及时讨论解决时而召集的重要会议。党代表大会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有权选举党的领导人和确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共南通县委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的领导在全县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党内民主和集中制度得到完善和体现。至1963年,中共南通县委员会共召开3届会议。
 
第三节 党员、干部教育和纪律检查工作
解放后,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逐步系统化、正规化,集训也有比较固定的场所和机构。1950年,中共南通县委党训大队在九华山成立。1953年,党训大队改为中共南通县委干部学校,1956年,改称县委党训班。在基层,推行党课教育制度举办业余党校。1956年,全县94个乡中有90个建立党课教育制度,配备教员176名,都经过县委党训班培训。
建国前,县委未设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解放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组织不断发展,在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同时,也必须加强纪律检查工作。195010月,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南通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562月,改称中共南通县监察委员会。19515月,县委决定区委设兼职纪检委员,由区委组织委员兼任,乡党支部设纪检员。县纪委成立后,按党章规定,积极发挥职能作用。195111月,成立南通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经常地、有系统地开展政纪教育,严肃查处干部队伍中的违法乱纪行为。1952年,围绕全县开展“三反”运动,对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错误行为的党员干部作出处分。行政干部中受到纪律处分的270人,因工作成绩显著受到奖励的有161人。1954年,县纪委与县人民监察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粮食征购销中对党员、干部规定的几项纪律》,及时处理粮食统购销工作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事件。
 
第四节  群团组织建设
建国后,南通县群众团体组织逐渐建立,日益健全。它们及其基层组织,在县委及各级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按各自的性质和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通县总工会。全县解放后,有11个集镇相继建立工会组织。1950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工会工作的方向更加明确。8月,经县委批准,建立南通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11月,召开南通县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南通县总工会第一届执委会。19517月初,在金沙、石港、平潮、三余、二甲五大市镇建立工会联合会,并分别建立教育、食品、油坊、搬运、店员工会,是年底全县有基层工会109个,会员4878人。1956年,建立县工业工会工作委员会和轻工、教育、文艺、卫生、合作、粮食采购、商业、农水、财经9个产业工会。工会成立后,加强对职工思想教育,发动职工开展劳动竞赛,为职工说话办事,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激发职工当家作主、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在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县有7052名职工捐款折合新人民币20077元,献给国家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1954年,二甲、三余、石港、平潮等地家在农村的职工,积极支持粮食统购统销,卖余粮44766斤。组织起来的广大职工支持对私改造,参加劳动竞赛,民主管理企业,改进劳动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会还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失业工人登记、救济和帮助生产自救、就业等,解放初期,先后受到帮助的有800多人。195110月,基层工会建立11个劳资协商委员会,议定职工每天劳动一般为10小时,最多不超过12小时(后逐步执行国家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反对虐待童工、歧视女工。1951年,县属五大市镇工会率先办起工人俱乐部,作为工人学习、开展娱乐活动的场所。1952年,职工业余学校和工人俱乐部推广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大批职工脱盲。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通县委员会。19494月,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通县工作委员会,全县12个区在当年先后组建青年团工作委员会。19534月,召开青年团南通县首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团县委委员会。团县委设组织、宣传、少儿、学校、军事5个部和秘书处。是年,全县有团支部234个,团员1万余名。1949年底,在金南小学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地方组织,1950年向全县推开。19536月,少年儿童队改称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县内各级青少年组织注意做好团员、青年思想工作,建立和恢复团课教育制度,向团员、青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他们学习政治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英雄模范人物,开展青年突击手活动,在各方面培养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新民主主义过渡期结束,青年团随之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南通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50116-22日,召开南通县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南通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各乡相继建立妇女联合会,村建立妇女代表会。1952年起,各区均配专职妇女干事。
县妇联成立后,积极组织发动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生产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妇联组织广大妇女学习,提高她们的思想认识,全县出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家庭和睦的新气象;妇联还发动妇女积极参加基层选举,争取民主权利。1954年第一届基层普选,全县共选出乡(镇)人民代表7663人,其中女代表1192人,占15.6%,选出乡人民委员会委员1431人,其中女委员214人,正副乡长483人,正副女乡长47人,分别占14.95%9.73%1950年,广大妇女投身土地改革,新区与新恢复区500名土改干部中有82名妇女,占16.4%;抗美援朝运动中,妇女们普遍动员亲人参军参战,做好支前工作,新区和新恢复区母送子、妻送夫、姐妹送兄弟参军的达745人;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后,有近百名妇女积极分子说服亲人把余粮卖给国家,石港区庄坝乡妇女巫吉英自报卖余粮1300斤,带动12户共卖余3700斤;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全县有20多万名妇女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南通县农民协会。1950130日至22日,召开南通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南通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425日,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各区、乡相继成立农民协会。县、区、乡农民协会动员与组织广大农民认真贯彻执行土地改革法和各项政策,为在全县范围内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54年,农民协会撤销。
南通县工商业联合会。解放初,县内不少集镇建立商联会。19511129日,由各集镇商联会负责人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共27人发起,报县政府批准,建立南通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2114日,召开南通县工商界代表会议,成立南通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1955620-26日,召开南通县工商联第一届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正式成立南通县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当年,县工商联下辖17个分会,31个工商小组,17个代表制小集镇,会员8314(户)人。县工商联成立后,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法令,联系和发动工商业者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并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向政府反映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建议,为工商界排解纷争和协调经营活动;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动员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投入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国家、对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五节 民兵工作
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解放后,由于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仍然比较复杂,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民兵依然是一个较活跃的社会组织。全县民兵继承革命传统,坚持劳武结合,政治、文化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组织获得大发展,在保卫江、海防、维护社会治安、参加生产建设等社会活动中作出重要贡献。
19503月,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南通军分区南通县人民武装部,设专职部长,政委由中共南通县委书记兼任。19517月开始,配属专职的部长,县委书记则兼任政委或第一政委。人武部成立后,统一全县民兵组织名称,以乡为单位建立民兵中队,下设分队、小队。凡年满1845周岁的男性公民,身体无病和精神正常者,均有参加民兵的权利和义务。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县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稳定在7-8万人之间,并与互助组、农业社等生产组织相适应,逐步改编为1900多个分队。1955-1956年,对民兵组织进行全面整顿,清出不符合参加民兵资格者3204人,撤换不称职干部百余人,超龄退队352人;选拔积极分子、共青团员6413人充实领导骨干,发展基干民兵2625人。
对民兵的政治教育,除抓好平时的政治学习外,每年冬训用于政治教育的时间约占70%。教育内容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有侧重。1952-1953年,结合抗美援朝进行保家卫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明确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一致性,教育全体民兵必须成为现代化国防军的后备力量;1954年,进行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教育,动员民兵带头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平时,一般选择农闲时对民兵进行军事训练,主要项目:制式教练、战术教练、战斗勤务常识教育(包括防空、防毒、防疫)。民兵在巩固社会治安和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县解放初,海匪在沿海地区活动频繁,在三余地区就有武装民兵550人,普通民兵1200人,配合部队行动,守卫警戒港口,检查来往行人,登记出入船只。生产中,广大民兵积极参加互助组、生产合作社,担负起生产主力军的责任。
 
第五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完善
第一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其根本的政治制度。解放初期,百业待兴,剿匪肃特、恢复生产、土地改革等各项任务繁重,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以召开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会议,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形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继承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一种民主政治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1949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制定并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县政府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研究决定召开南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种会议制度是建国初期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是地方性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根据《通则》规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县人民政府召集,职权是听取县政府工作报告,讨论、提出合理建议和改进意见,支持和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
南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由县委和县政府直接领导,建立筹备小组,具体负责代表名额的分配及其产生办法。代表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产生十分慎重。除特邀代表由县直接邀请外,农民代表由乡召开农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其余如青年、妇女、民兵、烈军属、荣复军人等代表先由乡选出侯选人,再到区选出正式代表;工人文教、自由职业、合作社等方面都是分别召开基层工会、医协会、教师大会等进行民主选举。因此,产生的代表大多是各条战线上工作积极负责,密切联系群众,受群众拥护的人。代表产生后,报县政府进行资格审核,经批准由县长签发给代表《南通县政府聘书》。
195041721日,南通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金沙镇召开。应到代表303人,实到293人,会议听取并讨论县长徐超作的县政府《一年零两个月来的施政报告》、县委书记张绍仪作的《对当前工作任务的建议报告》,选举产生委员21名,组成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其中主席1名、副主席2名。会议决议强调,搞好生产救灾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继续开展防特肃特工作,搞好群众性的防匪自卫运动;实行合理负担,完成夏征和城市税收任务。
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919日至23日举行。会议要求动员全县人民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朝鲜和我国台湾的斗争、踊跃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
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176日至10日举行。会议强调要更普遍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开展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为建设民主、富强的新南通而奋斗。
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11016日至19日举行。会议号召全县人民大张旗鼓地宣传惩治反革命条例,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时还要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19527710日,召开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号召全县人民积极组织起来,战胜自然灾害,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
1952111418日,召开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三反”运动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要求大力开展爱国增产运动。19534月召开的六届二次会议,要求进一步宣传《婚姻法》和建立健全民兵制度。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召开67次会议。其间,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都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代表充分讨论,使其更切合实际,然后付诸实施。人民代表对政府其它工作方面的意见还可以通过会议提案的形式提出。提案的办理先由大会提案处理委员会提出交办意见,继而在会议期间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进行交办。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次都是在民主、团结、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认真参政议政,积极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仅在县六届一次代表会议期间,代表就提出提案623件。代表们积极参加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强烈的民主气氛、饱满的政治热情,极大激发代表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为推进民主政权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期间,基层民主建设政权工作已有序展开。195111月,县政府在金沙区吴桥乡(今属金沙镇)进行为期半个月的民主建政工作典型实验。实验小组7人组成。工作组通过调查摸底,了解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和态度,向群众说明来意,讲明什么是民主建政,使大家认识到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主人有权利和义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人民代表大会正是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经过宣传动员,按照《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精神,划分选区,组织选举,全乡共选出人民代表78人,其中,农民71人、民兵2人、共产党员3人、青年团员2人,并成功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195212月,选择四安区温桥乡(今属四安镇)试点,全乡共选出人民代表157名,其中佃农1名、贫农51名、中农104名、富农1名。通过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正、副乡长各1名,乡政府委员15名。民主建政工作试点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时机逐渐成熟。县委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531月通过的《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及4月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为做好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于19534月成立南通县选举委员会,县委书记杨萍任选举委员会主任,下设秘书科和人口普查选民登记科,并组成一支200多人的选举工作队,具体负责全县第一次基层普选。
1953年开展的普选意义重大。县委十分重视,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提高民主意识,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政治热情,使人民认识到参加普选是一种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光荣的政治民主权利。
为直接取得普选工作的经验,县选举委员会于当年6月选派工作小组到十总区爱儿乡(今属十总镇)进行普选工作试点,经过1个多月的试点,在普选的宣传教育、选区的划分、选民资格确认、选民登记、张榜公布选民名单、酝酿本选区乡人大代表侯选人、召开各选区选民大会、选举乡人大代表、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乡长,直至乡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程序上,都取得初步经验。试点结束后,举办第一批普选人员技术指导训练班,培训616人。而后,在6个区70个乡1个镇进行第一批选举,于11月上旬结束。随之举办第二批普选人员技术指导训练班,培训816人,第二批11个区115个乡4个镇的基层选举于19544月结束。在全县普选中,共选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7663人,县人大代表450人。县人民代表中,工人35人、农民319人、干部64人、文教科技人员22人、军人1人、个体户1人、资本家6人、民主人士2人。
1953年普选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代表的方法不同,本次普选乡镇一级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人民代表由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普选的范围相当广泛,除占全县人口总数1.13%(占18周岁以上公民总数的2.13%)的未改变成份的地主、富农分子、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或患精神病的人不能参加选举外,其他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别、职业、社会出生、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等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投票的选民占选民登记总数的79.3%。全县的民主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西亭区双楼乡(今属西亭镇)妇女主任邱桂英当选代表后激动地说:“毛主席来了,妇女也有了选举权,还当了代表,我一定要为老百姓办好事。”但是,鉴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在选举投票方式上,多数基层单位还是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
19547813日,南通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金沙镇召开。这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南通县的建立。出席会议的代表415人。到会代表认真学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听取县委书记张平作的《关于宪法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精神的报告》,审议县长蔡春林作的《南通县人民政府1954年上半年的工作和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会议作出《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会议选举刘中等5人为南通县出席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25,召开县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作出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1217-18日,召开县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选出南通县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7人,其中沈汉卿为县长。此前,正、副县长由上级任命。本次会议后,南通县人民政府改称南通县人民委员会,其职能是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作为县人大的执行机关,行使人大常设机构的职权。至1964年,南通县共召开过5届县人民代表大会议,选举产生了5届县人民委员会,县人委的工作机构日益完善,至1966年共设26个单位。
人大制度显示了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县人大审议决定全县的一系列重大事项,人大代表的提案得到充分重视。县人大为推进法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县一届一次人大,全体代表一致拥护宪法草案。1954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颁布后,全县进一步掀起学习、宣传宪法的热潮。先在机关工作人员、政法干部、基层民调治保干部中组织学习,随后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讲解。同时也推动司法宣传,围绕维护社会治安,实行依法治理这一中心任务,在干部、群众、青少年中开展学法、懂法、守法、护法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些措施,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宪法尊严,树立法制观念,保证宪法实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三节   政协南通县委员会的成立
1956229-3月1,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地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在原南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委员会的基础上,召开政协南通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通县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原南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委员会委员31人及新增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38人,共69人组成,并选举产生常委会委员9人,杨萍为主席。6月,政协一届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成立县政协工商、文教、卫生三个工作组。8月,县政协委员吴浦云在四安地区组织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固定的社会人士学习小组,经常参加学习的约有15人。至1964年,政协南通县委员会共举行过3届全委会议,分别选举了政协主席、副主席,主席均县委书记兼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长期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协南通县委员会在中共南通县委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认真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参加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选、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协商讨论;积极发动、组织政协委员和社会人士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认真开展海外联谊工作,为祖国统一出力;强化民主监督,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第六章           贯彻“八大”精神
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一节  学习“八大”会议精神
随着过度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新中国建立了起来,标志着南通县同全国各地一样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从客观事实看,当时全县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还很低。因此,全县人民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谱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南通县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究竟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摆在县委、县政府及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面前的全新课题。
195691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国内的现实矛盾决定了党的八大规定的基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党的“八大”为全国各地指明了一条健康而正确的发展和振兴之路。
县委对党的“八大”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县委第一书记杨萍于“八大”开幕第二天就在县委机关报《南通大众》上发表《搞好生产办好社》的文章,文章号召全县人民以搞好生产、办好农业社的实际行动庆祝党的“八大”召开。1029日至次年122日,县委组织县直机关干部系统地学习党的“八大”文件,参加学习的有27个党支部、73个单位、1031名党员干部。党的“八大”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后,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以“八大”精神为动力,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焕发出来的积极性为源泉,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195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57028万元,比1949年的35279万元增长了61.65%,其中,工业总产值10457万元,农业总产值46571万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200.5%46.2%,预算内财政收入达2117.59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316.58%。社会购买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
 
第二节  搞好基础性工作  为全面建设作准备
在贯彻党的“八大”会议精神过程中,全县人民群情振奋,决心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按照“八大”精神及江苏省委和南通地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扎实抓了组织、扫盲、水利、节约等基础性工作。
组织工作。全县各级党组织是带领全县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1956102628日,县委组织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讨论农村支部建设和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按照“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完成全年核定的建党任务,克服以往党、政、社不分的现象,加强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关心体贴党员,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到年底,全县有党员13424名。11月,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通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新的团县委,为组织青年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骨干力量。19571月,南通县民主妇女联合会改称南通县妇女联合会,县妇联召开多次会议,发动妇女积极参政,投身社会主义建设。3月,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南通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听取、审议和通过了法院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县委1957年工作的建议报告;选出了以沈汉卿为县长的南通县第二届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同月,召开南通县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县工会联合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19577月,召开全县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成立了南通县民主青年联合会。
扫除文盲。南通县刚解放时约有30万文盲。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县域里,是难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县委为了贯彻“八大”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提高全县人民的文化素质,加大了扫盲力度。195610月举行县扫盲协会第二次委员会议,研究冬春扫盲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八大”的决议和南通专署扫盲工作会议精神,在总结前阶段扫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冬春在全县组织14-45岁的农民计14.5万人参加扫盲学习。会后,全县各地掀起扫盲热潮,广大学员采取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不学或用田头识字牌等形式进行学习。至年底,全县有77个乡成立扫盲协会,有会员3万余名,参加扫盲学习的农民达18万多人,占全县14-45岁文盲、半文盲总数的64%
水利建设。19569月中下旬,全县连续阴雨,加上前段时期强台风过境,降水296.7毫米,全县受涝面积14.9199万亩。以十总、石港、三余、紫琅4个区灾情最重,灾害对棉花影响最大,造成大量棉花落蕾,平均烂铃率15%左右,收获期推迟,水稻有10多万亩倒伏,出芽率在10-20%。灾情发生后,县委连续发出电话紧急指示,要求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抗台排涝斗争,号召全县人民清墒理沟,疏通淤塞,排除积水,扶植禾苗。县委先后组织160多名干部分赴灾区协助做好善后工作,抢修房屋2387间,帮助受灾群众安排好生产生活。同时,抓紧“治水”。1957年春,县委、县人委组织人力进行沿海的九门闸及新、老、中三门闸上下游的清淤工程,以及引河疏浚、海堤培修等,共完成土方195万立方,减轻潮泥淤塞,解除了上下游近50万亩农田的内涝危害。在进行以上工程的同时,全县各地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通过兴修水利、加强防洪控制和改善排涝灌溉的面积近60万亩。
增产节约。为了给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积累财富,培养县直机关干部良好的作风,县委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612月,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县委副书记王德贤在会上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报告,号召全体干部继承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19574月下旬,县委召开全县工业、财贸系统增产节约动员大会,要求迅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为保证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此后,全县各条战线广泛开展节约一分钱、一滴水、一张纸等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增产节约的开展,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培养了人们良好的文明素质和健康的消费心态。
四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全面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作了思想、组织、基础建设、财力上的准备。
 
第三节  贯彻“双百”方针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党的“八大”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县委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确立“积极倡导,发动群众,加强领导,提高质量”的指导思想,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以此激励全县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95610月中旬,召开全县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要求各地根据党的“双百”方针,进一步搞好文化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创造健康向上的氛围。并鼓励各地俱乐部进一步开展文化活动,继续为全县增产节约等各项活动服务,尽量满足全县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各区文化站普遍开展了“全面工作好、发掘创作好、站所在地建设好、干群关系好、团结学习好”等“五好”竞赛活动,涌现了川港志浩六社、十总区育才乡等群众文化工作先进单位。10月下旬,县文化馆在全省文化馆长会议上作《依靠群众、依靠党,做好文化工作》的发言。1116日,县人委在二甲镇人民剧场召开全县文化工作积极分子会议,会上交流了俱乐部活动的经验,奖励了一批模范俱乐部和文化活动积极分子。解放之初,全县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设施,1956年,区文化站发展到16个,全县有农村俱乐部2481个,农村图书室29个,业余剧团、队302个,各文化馆、站组织业务创作人员开始挖掘整理民间歌舞。对流动在县境内的演出班、社进行整顿、合并、登记,县内一批专业戏剧团应运而生,全县群众文化呈现空前繁荣景象。
195767-11日,县委召开宣传、文教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帮助领导改进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知识分子的联系,鼓励他们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努力工作。1957年,全县业余文艺创作队伍发展到490多人,十总区整理的《荷花盘子舞》、刘桥区整理的《彩车探亲》等节目在南通地区第一届群众文艺会演上获得优秀节目奖和演出奖。文化站、馆的建设达到新水平,并于19586月重建南通县文工团,将新星和长征两个越剧团合并为南通县越剧团,6个私营木偶京剧团合并成南通县木偶京剧团,南通县新民京剧团更名为南通地区京剧二团。电影事业也有了新发展。在4个电影放映队的基础上,又组建了568电影队。党的“八大”带来了“双百”方针贯彻执行的良好契机,给南通县的文化艺术阵地带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
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同时,县委按照“双百”方针,积极促进科教事业的发展,19576月,团县委和县教育局联合召开全县农村知识分子青年代表会议,号召全县青年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作贡献。
 
第四节        民主整社  推行“三包一奖”
19571月中下旬,南通县由于在实现农业高级合作社过程中要求过急,速度过快,一些政策性问题和收益分配没有及时妥善处理,加之1956年秋熟作物普遍减产减收。因此,大量新入社的社员思想混乱,全县各地(主要在正场、兴仁等地区)陆续出现闹退社事件,到1957年春节期间更为突出,全县共有36364户社员,占入社农业户的14%,向农业社要钱、要粮,要退社,到3月份共发生农民包围、打骂干部,抢仓库、分种子、拆房子等哄闹事件1939起。
针对这股退社风,为加强党对农业社的领导,逐步巩固新生的农业高级社,使全县农业沿着“八大”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县委高瞻远瞩,认真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到各农业社进行教育疏导,切实发动和依靠群众民主理财,清工结帐,落实有关政策,搞好年终分配,改善经营管理,连续进行3次整风整社,特别是通过整顿干部队伍,稳定了社员群众的情绪,使农业高级社巩固了下来。     
19572816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省委第四次区委书记会议精神,总结全县一年来的办社成绩、经验和教训,部署春季生产和整社工作。
213,县委发出《关于推行三包一奖的意见》,要求全县各地以生产、整社为中心,认真推行包工、包本、包产和超产奖励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农业社的经营管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力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委常委在交流整社情况时,发现有的农业社通过召开社员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整顿效果显著,县委认为这实际上贯彻了民主办社的方针,后来就把社员代表座谈会统一为召开社员代表会。由于整顿农业社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整社进度很快,效果较好。9月下旬,县委召开有600多人参加的民主整社代表会议,发动代表们对合作化问题大鸣大放。通过回忆对比,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们认识到了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
10月,县委按照中共中央914发出的《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精神,组织有关部门的同志分别在不同地区调查研究,针对部分社队规模过大、不便管理、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一、调整社队规模,一般社的规模为200户左右,不超过400户,生产队一般为20户左右;二、建立“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制度,社队责权分明,各负其责;三、对农业社干部配备和报酬作出明确规定;四、帮助生产队采用包工形式,建立集体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五、做好困难户的生活安排工作;六、进一步推行“三包一奖”制度。
民主整社的一系列举措,坚定了广大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规范了农业社的内部管理,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有力巩固了农业合作化。在民主整社的基础上,南通县还相继开展丰产竞赛等活动,涌现了一批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文俊乡(今属平东镇)第五高级社社长金万泉于19572月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该社被中央农业部授予“农业丰产单位”称号,该社在1956年多灾情况下获得1010亩岱棉大面积丰收,平均亩产籽棉209.6斤。316日,召开县农副业生产积极分子代表会议,表扬和奖励了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在1957年首次全国农业展览会上展出了南通县三余区贡安乡棉花增产的典型事迹及地方良种狼山鸡。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180125吨,比1956年增产6855吨,棉花平均单产44斤,总产18820吨,分别比1956年增长46.67%38.28%,其他经济作物也获得较好收成,全年农业总值达66051万元,比1956年增长了42%
 
第七章   整风反右  三类地区改造
第一节   整风运动
正当南通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并有了良好开端之际,全国整风运动开始了。整风,这是党中央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采取的有效形式。毛泽东主席于1957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运用唯物辨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正确地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这两个讲话也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中共中央于1957427日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使全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对中共中央有关整风运动的指示,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575月中旬,县委组织县直机关科局级领导干部首先学习有关整风文件。67日至11日,县委召开宣传、文教工作会议,进一步扩大学习文件的对象,要求大家按照整风文件要求,大胆揭发县委领导和宣传、文教部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改进领导作风。6月下旬,县委派出大批报告员分赴各区、镇、中学作关于进一步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的动员报告。8月中旬,县委在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动员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9月,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及南通地委的意见,通过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等形式,培训骨干,重点在全县农村进行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全县性大辨论。为全县全民性的整风运动提供组织和力量需要。
11月,南通县的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各级党组织相继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小组会,学习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关于下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等文件;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大家鸣放,欢迎人们帮助各级党组织改进工作作风。广大农民、县直机关特别是宣传、文教部门的党员干部围绕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干部作风、工农关系、市场管理特别是粮食方面“鸣”、“放”出了不少问题。全县参加整风的共有31934人,计张贴大字报39万余张,提意见33万多条,举办民主讲坛69次。至年底,共下放各类各级干部1162人。
通过“鸣”“放”,揭发了党内存在的问题,对全县各级党组织净化党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节   反右斗争扩大化
在整风运动中,许多群众和知识分子向党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毛泽东看到一些关于整风的报道后指示:“不整风党就毁了”,开展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各级特别是县以上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上有一阵风,下有一阵浪,南通县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与上层右派分子遥相呼应,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并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发难,虽然在上层表现尤其明显和突出,但在县域范围内的极少数居心不良的右派分子,也借整风之机以激烈的言词,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
195768,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9月,根据中央指示,县委制定《关于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初步计划》,确定南通县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主要在县直机关、民主人士、中小学校、工商界、宗教界以及工业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职员中展开,秋收前首先在工商界、南通县中学、兵役局搞试点。南通县同全国各地一道,开始了反右派斗争。
19581月,南通县中止党内整风,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根据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县委组织全县人民展开反右前哨战——大争大辩。115,县委主要领导向县直机关作了开展大争大辩的动员报告。动员大会后,县直机关进行一个多星期的大争大辩。为了使反右斗争有计划地进行,117,县委制订《关于县直机关第二阶段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工作计划,对反右斗争作了部署。县直机关从第一阶段鸣放的45034条意见中,排出了善意的、偏激和错误的意见,排出谬论3733条,根据鸣放中各种人的政治态度和鸣放表现,在县直机关1229人中排出左派383人,中左144人,中中256人,中右243人,疑似79人,右派124人(占参加鸣放人数的10.08%)。有一位同志平时对党内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得多一点,但动机是好的,交给他鸣放任务,可他在会上一言不发,他的妻子却在会上贴了大字报,有人乘机说:“出于妻子之口,就是丈夫的鬼。”他就被划成了右派。
接着,县直机关于118日、20日,集中训练左派280多人,通过座谈和个别串连,布置左派骨干搜集右派论点,准备材料。随后,在县人委、肃反办公室、粮食局、供销社、专卖公司、医院等单位出现了数百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右派的论点。123日,县委再次召开反右斗争动员大会,批判了右派的言论,表明县委整改和反右派的决心。从此,全县的反右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许多地方对右派进行了批斗。2月以后,全县各条战线,形成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在小乡并大乡、下放干部大会上,交给出席大会的人员鸣放任务,有些人写了大字报,他们中有人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个别领导人的作风有些看法,提了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右派,遭到批判斗争。刘桥区有一位生产助理也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他不识字,又怕任务完不成,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人家大字报上签自己的名字。材料汇总时,他的大字报最多,被列为右派,确定为大会批判对象,幸好参加大会的领导知道他的情况:“这个人是马大哈,他只是请人添加了自己的名字,至于内容他不知道,不信派人把他找来问问。”一问,果真一问三不知,结果被排除在右派对象之外。
反右派斗争至1958年底结束,全县参加整风反右斗争的共31934人。因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全县在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党员干部中,共有285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加上从外地遣返原籍“监管”的右派分子183人,全县共有468名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31人,“反革命分子”16人,“坏分子”51人,另外,还有一部分干部因“犯错误”而受到处分。
南通县解放后短短的七年实现社会深刻的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这是非常正常的社会现象。但一些反抗和敌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或代表人物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这也是社会的客观事实。因此,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解放后的镇反、肃反等运动,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是极少数。无需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解决县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但由于宏观上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作为县域在反右斗争中搞无限上纲上线,甚至划定时限下指标,定名额,把一些说错话或者鸣放中态度偏激的好人也错划为右派,犯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受了多年的苦,连亲戚朋友参军、提干、上大学都受到影响。
有错必纠,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体现。县委按照上级的指示,于1959年至1963年分批给329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对摘帽的右派分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余人员的错误定性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均得到纠正。
 
第三节  三类地区改造
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是对传统所有制观念的一场革命,大多数人是拥护这一运动的,特别是贫下中农,他们认为合作化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富裕中农,思想跟不上形势,加之部分干部民主作风欠缺,使他们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因而在南通县一些地区曾出现闹退社现象。经过县委民主整社,退社风有所收敛,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兴仁地区仍然闹得厉害。
对此,中共南通地委、南通县委非常重视,1957年冬和1958年春,派出多批工作组下去调查研究,经过排队摸底,排出三类社209个,占全县802个社的25%。所谓的三类社,就是在当时属于全县落后的地区,分三种类型:地富反坏破坏、基层组织不纯,为敌我矛盾所造成的90个社;属资本主义活动猖獗、两条道路斗争尖锐的有44个社;属干部思想不纯、有工作作风问题的75个社。这三类地区主要分布在通西、通中、通海一带的42个乡范围内。
县委实事求是地将情况汇报给地委,地委的一些领导在听了包括南通县在内的南通各地区的汇报后,认为南通地区不少地方之所以不能顺利贯彻党的合作化方针政策,群众积极性不高,生产落后,经常出乱子,其根子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和平土改、地富漏划的情况严重,不少地主富农仍凭借着没有被摧毁的政治、经济优势,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镇反也不彻底,许多应该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仍然逍遥法外,从而得出南通地区存在“白旗”当道的三类社,乃至毗连成“三类地区”的结论,其中南通县和南通市郊的情况尤为严重。省委的分管领导认为民主革命不彻底不仅是南通的问题,而且是江苏乃至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在全国、全省树个榜样,省委派了部委厅局的负责同志,会同南通机关的同志组成工作队参加改造三类社。“三类地区”改造由此而来,又称为民主革命补课。由于省、地委领导认为南通县的情况最为严重,遂将南通县列为全区“三类地区”改造的重点,并以石鼎(今属兴仁镇)、晏复(今属兴东镇)、正场(今属川姜镇)三乡作为试点。省、地委派出的同志分别在这三乡驻扎。从这时开始,全县农业合作社的整顿偏离了正常的工作措施,演变为一场全国罕有的错案。
南通县的“三类地区”改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工作,充实基层力量、调整乡镇领导班子。19582月,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组织两批力量共260人,分成54个组去“三类地区”进行整顿改造工作。南通地委在组织下派工作组同时,还下放了60多名干部到南通县“三类地区”担任领导职务。并下放了9名县委部长级以上干部到南通县的通西、通中的“三类地区”担任乡党委书记。这样,省、(地)、县三级下放的663名干部,绝大部分放在“三类地区”。各级通过调查摸底,分析研究,在分清主次矛盾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打击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对社领导班子和有问题的干部进行组织建设和组织处理,改进社经营管理等,第一阶段的民主革命补课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的工作是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58年夏,县委负责同志到石鼎乡(今属兴仁镇)向省委负责同志汇报前一时期“三类地区”改造工作。省委负责同志听了汇报后认为南通县的改造工作主要还停留在调查试点阶段,还有部分地区发动群众不够,相当部分社的面貌没有完全转变,已经整改的落后社,经营管理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县委思想右倾,落后于形势,要求县委马上转变思想,全面部署“三类地区”改造工作。因此,县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讨论上级指示,决定加大民主革命补课力度,全面部署“三类地区”改造工作。经过重新排队,排出450个“三类地区”,占全县总社数的56%。同时对全县732个农村党支部进行排队,排出“三类支部”312个,占全县农村党支部总数的43%,从再度排队看,在认定“三类地区”过程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针对重新排出的“三类地区”,县委在改造过程中,再次先行在晏复乡等地试点。接着,711日至26日,县委召开有600多名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号召人们反右倾,彻底改造“三类地区”。中共南通地委领导、省委工作组的领导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会议确定了改造“三类地区”的要求和具体做法,建立了南通县改造“三类地区”领导小组。县委下发文件,要求把改造“三类地区”作为全县的中心工作。712日,地委发出《关于改造三类乡、社的指示》,指示认为南通有些地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基层领导权被敌人控制或完全被敌人占领,要求各地将改造“三类乡、社”列为中心工作。818日,江苏省委检查团一行16人到达南通县,在听取县委关于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后,与县抽调的38个同志一起,组成南通工作团,分赴通东、通中、通西、通海、通北五个片检查工作。为了与改造“三类地区”相配套,县直机关开展了反右倾活动。县委扩大会议后,县委常委集中4天专门反右倾保守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9月,县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县委书记杨萍调走,纪元接任。
在上级督促下,县委将全县分5个片区,由常委们分工负责指挥,由省、地、县、乡四级抽调1145人组成工作队在“三类地区”开展运动。运动中,白天忙生产,午前午后搞鸣放,晚上召开斗争会。到1010日止,全县参加鸣放的共有256258户,占总农户的88.17%,贴出大字报125371张,口头鸣放意见591075条,写检举信76488封,召开各种斗争会846次,遭批斗的地富反坏分子10766人。经过批斗,逮捕各种犯罪分子3782人,执行死刑30人,受管制461人,被监督生产4077人,重新戴地主、富农、坏分子帽子804人,破获反革命、刑事案件1053件,缴获长短枪37支,子弹249发,反动证件56件。其中,经省、地委工作组和县委批准新划为地主的2565户,富农4633户,占原划地富数的44%。还有相当一部分新划的“地主”、“富农”成份由各乡自定,划定的随意性很大,没有统一标准,相当一部分成份的划定是乡、社领导说了算。新划的“地主”、“富农”中很多人是解放后富裕起来的。对这些新划的“地主”、“富农”,仿照土地改革时的做法,进行清算斗争并没收部分房屋和财产,实际上等于进行了二次土改。运动中,因为逮捕的人较多,以致于金沙看守所关押不下,便在兴仁、张芝山、石港、三余等地方借用民房,设了许多临时拘留所。刑讯逼供现象时有发生。
南通县在 “三类地区” 改造中把党建工作结合起来,进行了整党工作。各乡都召开党员大会,对党员进行“大跃进”形势与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根据运动中的表现,评出优秀和最差党员,并严肃慎重地掌握政策,做好组织处理和组织建设工作。经过整党,按照当时的标准,全县共查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275人,蜕化变质分子107人,有其它问题的897人。根据“严肃慎重、分别对待”的处理政策,贯彻“教育提高”的整党方针,对1200多名党员进行组织处理,其中被清洗或开除出党的469人,一大批党员、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
南通县的“三类地区”改造,进行的所谓民主革命补课,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危害极大。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夸大了阶段斗争,错误地估计了农村形势,混淆了农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度时期,全县范围内的闹退社、闹分社现象,当然不能完全排除是阶级斗争的现象,事实上也确有极少数地主、反革命分子从中搞破坏,但这不是主流,多数“闹事”的是普通农民,尤其是一些富裕中农受习惯势力的影响,对合作化这一社会变革难以理解,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再加上由于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农民收入减少,干部作风不民主,对社员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等,引起社员不满而产生的消极行为。但这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以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疏导,而不能采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搞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但在党内“左”的思想盛行时,县委领导中反对这样做的被视为保守而换了位子,县委的工作思路错误地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采用对付敌对势力的手段对付大部分属于农民的对象,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南通县的“三类地区”改造是在省、南通地委的指导和加压下进行的,导致了错误的运动不断升温,上级领导亲自参加试点,派出了工作组,给运动定下了基调,并对指导运动不力的县委班子进行了调整,引导县委在县直机关围绕改造“三类地区”进行反右倾等。这一系列的举措,导致县委犯了决策性的失误。“三类地区”改造是人治代替法治的悲剧。解放后,我国陆续制订了一些法律法令。但是,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那种以地方规定或领导思想代替法律,以群众运动和斗争代替司法的做法,是权治而不是法治。
1958年秋,所谓民主革命补课已进入尾声,省委、地委、县委的领导已意识到运动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却还未认识到这是根本错误,因而纠错反应迟缓。到1962年春,县委才成立甄别错划办公室,着手甄别纠正,但自觉不自觉地被“左”倾思潮套住了手脚,进展缓慢。南通县的“三类地区”改造是全国空前未有的,归根到底,这不完全是某些人的原因,而是那个时代使然。
 
第八章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第一节            南通县“大跃进”的前奏
通过整风反右,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而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也呈现出你追我赶的景象,苏联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也不甘落后,1957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全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发展。同年冬季,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代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一个冬季农业生产高潮。这年冬天,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运动,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南通县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以少有的气势于1957年冬季开展围绕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及全民性大辩论,以兴修水利、积肥、绿化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三大运动,实际上奏响了南通县“大跃进”的前奏。
195711月上旬,县水利工程会议结束后,许多乡、社成立了水利工程委员会或水利工程小组,组织进行农田水利工作。到12月中旬,全县开挖河沟200余条。与此同时,每天有30万以上的男女劳动力忙于积肥和田间管理。尤其是1958年春节,全县打破历年来腊月春节不下田的旧风俗,县直机关春节前后组织大批干部下乡开排水沟、施肥、培植三麦等。春节这天,县直机关1204名干部和全县20多万干部及群众照样生产。到4月底,全县共新建和整修小型河道3405条,沟洫3271条,渠道1129条,圩港堤长15096米,共完成土方4175万立方。相当于解放8年来水利工程总和的5倍。积肥6900万担,比往年提高10倍以上,植树2141万株,平均每户植树72株。
1958249日,中共南通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发动南通县全党全民苦干三年,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生产任务而努力”的决议,保证1958年平均单产指标粮食为700斤,棉花100(皮棉),黄麻500斤,薄荷16斤,生猪发展到39.1万头,并大力发展其它家禽家畜。223,县委召开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积极分子代表会,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浮夸口号声中,修订了生产规划和跃进措施,评选出2919个高额丰产单位和先进人物,开展了挑、应战赛,搞了摆擂台、打擂台活动。顺应时势,约占全县10%的单干农户也纷纷要求入社。此后,全县迅速形成农业“大跃进”的形势。
 
第二节  宣传总路线  
19585月,中共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南通县结合“大跃进”运动的发展,对总路线组织学习和宣传。在51617日召开的南通县三届一次人代会议上,县委第一书记杨萍作了《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就学习贯彻总路线问题专门作了动员,提出各项工作全面跃进的号召。接着,各单位不断修订计划指标,“卫星”接连上天,“奇迹”不断出现,把“大跃进”不断推向高潮。
68,县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通知》。《通知》发出后,全县各机关、学校、工厂、市镇首先开始学习总路线,县、乡(镇)两级文化馆、站等宣传单位还组织宣传队,以多种形式自编自演,在街头及各种会议进行宣传。县委宣传部于62123日召开文化扫盲辅导员、文化馆和文化站长会议,对总路线的宣传进一步作动员和部署。为加强对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工作, 623,县委成立“南通县宣传总路线运动委员会”。按照该运动委员会提议,25日,县委下发《关于七月份开展总路线宣传运动月的计划》。26日,县委召开11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县委第一书记作了报告。30日,结合纪念党的生日,县委举行宣传总路线广播大会。71,很多地方组织群众游行,以各种文娱形式和晚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756日,县委集中全县中学教师到金沙镇学习总路线,并组织“如何向党交心”讨论。71214日,县委宣传部在川港乡召开现场会,推广川港乡(今属川姜镇)中心社学习宣传总路线的经验。
全县学习总路线以后,“大跃进”氛围不断升温,912日,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县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等文件。这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的下达,实质上为“大跃进”运动在南通县向纵深发展起了导向作用。
在总路线鼓舞下,为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全县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所有的乡镇统统改制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政治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大、步子大;“公”指实现全面公有制,吃饭不要钱、上学不要钱、看病吃药等等都不用个人出钱,实现全面包干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则被称为“三面红旗”。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对于南通县克服当时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少、慢、差、费现象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多快,忽视了好省,显得急于求成,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因而导致了南通县“大跃进”的蛮干和浮夸不实之风的蔓延。
 
第三节   农业“大跃进”
南通县的农业“大跃进”以19582月县委召开的农业生产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标志,形成了全面铺开的态势。“大干特干,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不恰当的口号开始流传。农业生产“大跃进”最严重的是农业产量的浮夸。在这次会上,117个社582个队,个个凭主观想象修订出不切实际的空头指标。为了追求违背科学的高产,播种中乱搞密植,插秧时,每亩插秧3500040000穴。725日,县委、县人委制定《南通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发展规划和基本建设纲要(草案)》,要求全县1958年实现粮食年亩产1125公斤,总产661775吨。其中,水稻单产1000公斤,玉米单产500公斤。棉花单产500公斤,黄麻单产500公斤。到1962年,粮食年亩产3396公斤,棉花单产2750公斤,黄麻单产3000公斤等等。盲目、空想非但没有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反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作物产量在“大跃进”的几年中呈下降趋势。1958年,全县实际实现粮食亩产286.7公斤,总产210210吨,其中,水稻单产267.5公斤;棉花单产31.5公斤,黄麻单产154.5公斤。1960年夏秋,爆发历史罕见的大风暴雨,全县受涝面积110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0%,天灾加人祸,当年全县实现粮食亩产239.5公斤,总产196685吨,其中,水稻单产187.0公斤;棉花单产12.5公斤,黄麻单产123.5公斤.1961年,在粮食种植面积略有扩大的情况下,全县粮食亩产仅205.0公斤,总产178380吨,均再创新低。
严重脱离实际的产量指标,促使弄虚作假,虚报产量的浮夸风在全县范围内一度盛行。尤其是通过反右倾思想,干部谁也不想被扣上“右倾”帽子,上面虚,下面虚,因棉花产量上不去,个别领导瞎指挥,叫群众将家里的棉花絮撕碎充当棉花产量,完全置政策法规于不顾;一度时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征了过头粮,当时县委领导每人每月才供应15斤粮,还要节约3斤支援灾区。有不少群众缺乏粮食,严重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甚至还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58年,全县在上半年冬春水利建设的基础上,开展了全县史无前例的水利建设。722日,由国家、省、县三级主办的九圩港闸工程建设全面动工。11月,全县又开展了规模空前的高标准河网化的水利建设运动,全县40多万名男女民工兴修水利,经过一个多月的苦干,共完成疏浚、开挖九圩港、竖石河、营船港工程等907万立方。111316日,县委召开千余人参加的冬春十大建设运动(大搞河网化、丰产、副业、绿化、积肥、居民点、电气化、公路化、工具改革、文教卫生)誓师大会,要求全县的水利等十大运动全面跃进。1959125日,南通县参加开挖通启运河的2.8万名民工到达工地,经过1年多的施工,其完成土方420.56万立方。525日,南通县水利指挥部在平潮中学操场举行盛大的庆功大会,庆祝九圩港、竖石河两大浚河工程基本胜利竣工。县委、县人委对95个先进单位和1333名模范人物分别发给了奖旗和奖品。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九圩港工程竣工时,专门题词“如泰运河九圩港,纵横凿贯如东乡。输运长江通黄海,还看油橹似桅樯”,以鼓励南通人民。1960年春,南通县和南通市、如皋、如东、启东共出动民工28万人,开挖通吕运河江边至通扬河口段。
“大跃进”中爆发出来的干劲,表现在水利建设中是显著的,通过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建设,改变了南通县的水系,大大增强了全县抗旱排涝的能力。这是南通县亘古未有的水利建设大进展。九圩港闸、河建成第一年,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当年遇上特大干旱,两个多月没有下场雨。当时滚滚的长江水,从九圩港闸引进,经九圩港大河输送到南通、如东、如皋、海安县境内,一直送到黄诲边。还通过老通吕运河送到沿海的海门、启东等县,及时保证了南通地区300多万亩水稻、棉花、旱谷的正常灌溉。从放水后,当年引进江水3.4亿立方米,保证了水源,扩大了旱改水。南通县当年就扩大水稻种植8万亩,
由于农业科研的失误,当时普遍认为土地的深耕深翻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关键。1958912日,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提出深翻土地一尺左右。有人怀疑,老牛耕田,最深不过三寸,一尺不是要把表层肥土翻下去,把下面僵土翻上来吗?这样还能长庄稼吗?然而浮夸风、瞎指挥风已使理智的声音显得如此弱小。接着,全县制作绞关犁、深翻普遍开展起来。36名铁木匠苦干一昼夜,制造出了能深翻1.5尺的绞关犁,县委当即决定在全县推广,全县到处砍伐树木,10多天制造出31000架绞关犁。928日,湖北、山西等省区的260多名代表到幸福公社(今属港闸区)参观绳牵引犁深翻农田现场。103日,县委在县民兵建师大会上提出“苦干35天,完成一百万亩”深翻秋播任务。为此,县委成立“南通县深翻秋播指挥部”。各公社大量砍伐树木,突击制作绞关犁3万台,结果因不适用而废弃,到1111日,全县共深翻89.25万亩,深翻深度普遍在1市尺以上。运动中,全县有70%的劳力经常出勤,另有12.6万名中、小学师生,3万多市镇居民、店员、群团、机关干部,参加深翻秋播。在深翻过程中,由于技术所限,实际并没有普遍做到深翻1.5尺,许多地方以填平低洼地来完成任务。
 
第四节   工业“大跃进”
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共中央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发展方针。中央又提出:“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这主要是因为地方工业与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县以下的工业,必须坚决执行先小后大,小中出大;先土后洋,土中出洋;先普及后提高,在普及中提高;因陋就简,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的原则。南通县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使工业“大跃进”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
工业“大跃进”首先是从兴办工厂开始的,19583月,县委召开工业系统扩大会议,要求全县各地在年内新建10001个工厂,比原有的县办厂增加25倍,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1.3亿元,比上年增长七成。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工业管理部门边规划,边行动,筹集资金,采购设备,因陋就简,小型多样,4月上旬,县农具修配厂在金沙建成。51日,石鼎乡等相继建成粮食饲料加工厂等,有百余个农业社建立颗粒肥料厂。之后,各种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8月,县委召开工业现场促进会,推动全社会全面动手大办工业的高潮。1958年,县办工业系统新建缫丝等22个工厂;由手工业社扩建转厂的有87个。乡、镇、社办工业系统有土化肥、土农药、针织、农具修配、饲料加工、麻纺等工厂共6.5万多个。工业“大跃进”给南通县的工业带来了阶段性的发展。全县除原有轧花、榨油、碾米、酿酒、饲料加工、石灰、印刷、织布等工业外,新发展了钢铁、机械、棉麻纺、缫丝、建筑材料、化工、交通运输等工业企业,基本上形成了地方工业网,机械工业等行业已具备了完整的系统。
化肥、农药、钢铁在“大跃进”中被称为“三大元帅”。大家普遍认为“要得田禾长得好,肥料、农药不可少”。8月,全县范围的以搞土制化肥、农药为中心的大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开始。社员们腾出家用的大缸、大锅等作为设备。金西乡幸福社(今属金沙镇)的团员积极分子向群众借了70多只大缸,利用杂骨等原料,制成三种化肥;二爻乡(今属十总镇)办了23个颗粒化肥厂,平均每个社一个;唐洪乡(今属五甲镇)组织由供销社主任、联合诊所工程师等组成的农药研究组,在三天时间内办起一个农药厂;横港乡(今属兴仁镇)妇女仅两天一夜就办起20个土农药厂。到6月底,全县建成化肥厂412个,其中只有271个正式投入生产,生产化肥29万多斤。这些肥料肥效是不低的,至于说成是化肥厂那完全是夸大其词。
1958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南通县也不例外,全县各条战线“大跃进”对钢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据估算,1958年全县需要生铁400多吨,但根据当时形势,国家不可能完全帮助解决问题。为此,8914日,县委召开地方工业跃进大会,20日晚,县委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全县各地大搞群众性炼钢铁运动。8月下旬,县委召开5000人的大炼钢铁誓师大会,下达了全县兴建800个土高炉的任务,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平潮乡(今属平潮镇)提出“用钢铁武装平潮,把平潮变成小鞍钢”的豪言壮语。
在“让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声中,913日,县委成立“钢铁生产总指挥部”, 下设钢铁一团、二团、三团,共有2250名“钢铁战士”。为解决炼钢原料,全县从农村挑选2460人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前往镇江、龙潭、徐州开采铁矿、煤矿。同时从机关到农村清仓查户,下达搜集旧钢废铁任务,有的农户不得已将铁器农具及日用钢铁器具献出来,铁匠们补锅炼铁用的炉子被集中起来。在历时4个月的炼钢铁热潮中,共建钢铁炉123只,炼焦窑30余只,生产铁267.7吨,钢46吨,炼焦炭100余吨,生产出来的所谓钢铁被送到地委去报喜,至于合不合格并不关注。到11月中旬,全县大炼钢铁终因原料短缺等原因被迫停止。
由于生产的“大跃进”,劳动力显得非常紧张,而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改进生产工具。为此全县的手工业社进行了大规模的工具改造,表示“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19582月至4月,全县创制40多件新式农具,其中刘桥五金社创制了脚踏抽水机,姜灶铁木业社创制了筒式水车,二爻铁木社创制了手摇抽水机。8月中旬,县委号召要求苦干两月实现农业生产半机械化,苦干七昼夜实现转动工具轴承化。在这一号召下,全县每个农具厂集中主要力量,突击创制滚珠轴承。四安乡集中全乡79个木匠,突击半天和一个通宵,制成79只木滚珠轴承。为此,有的地方还动员群众献出门窗板壁,铁木工具等,20天内建成1064个滚珠轴承厂,造出铁木两种滚珠轴承6.14万只。
11月底,全县制成各种新型农具46.19万件。水利、施肥、排灌、治虫、绳索牵引等方面机械24000件,此外全县还制造了大量的土地深翻工具绞关犁。机械是工业之母,机床又是机械生产之母。因此,要实现机械化,第一步就是要机床化。县委于11月中旬举行机械誓师大会,不久,全县生产130台机床,连同以前的一共生产铁木机床1008台。机械“卫星”也升了天。
工业的突飞猛进为南通县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没能量力而行,不顾实际情况,一哄而起,效益并不明显。“大跃进”中许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工厂及高炉等都因原料、销路、管理和技术等问题到后来大多被迫停办。
 
第五节   文教、体育、卫生“大跃进”
文化艺术。“大跃进”前,全县只有1个公办文化馆、16个公办文化站、5个电影队。19586月,重建南通县文工团,将新星和长征两个越剧团组合成南通县越剧团,把个体私营的木偶京剧团合并成南通县木偶京剧团。38个人民公社都建立了文化馆,成立了文工团,生产队的俱乐部达9789个,电影队发展到10个,放映点由225个发展到450个。
教育工作。全日制学校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增强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辨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各校都成立了政治思想研究组,制订了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计划,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大办校办工业,全县共建校办工厂2708个。自“大跃进”以来,各方面都迫切需要技术力量,尤其是要在农村中培养一批技术力量。广大农民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入学,而公办学校的发展还不能满足需要,为解决这一问题,南通县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创办了许多农业中学。1958320日,吴桥(今属金沙镇)、李港(今属五接镇)两乡在全县率先创办农业中学。农业中学是民办性质的中学,它充分发动群众办学,既不用国家的钱,又减轻了学生家长的负担,采用半耕半读的方式组织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到19584月,全县共创办农业中学175所计203个班。6月中旬,县委又发出关于提高民办农业中学的指示,对农业中学进行整顿巩固,全县合并为157所农业中学。学生实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的“四集体”。在大办“农中”的同时,经江苏省教育厅批准,南通县委在石港镇建办南通县农业学校。11月,县委建办南通县农业大学和蚕桑畜牧学校。农业中学的创办对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为农村培养技术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不顾师资等实际情况,一哄而上地创办农业中学,教学质量难以达到要求。在不得已情况下农业大学、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等只办了1年多就停办,这是浮夸风在当时教育战线的表现。
教育“大跃进”中摘掉大批人的文盲帽子,也成为迫切的任务。1958年,全县总人口117万,其中,1440岁的青壮年文盲有27.86万人,4150岁的文盲8.38万人。根据中央、省、南通地委的指示精神,县文教局、县扫盲协会、县有线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一次扫盲广播大会,要求各级党委采取各种措施,组织文盲入学。319日,全县有20.40万人报名入学。8月下旬,县委召开扫盲突击识字广播大会。经过半年多的突击识字,全县宣称扫除文盲29.39万人。在此基础上,县委又发出“关于大办特办文化技术学校的指示”,到10月下旬,全县共办文化技术学校909所计8171个班,有21.82万名学员。扫除文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但在扫盲合格验收中存在一些弄虚作假现象。
体育活动。1958年全县开办42个业余军体大学,开办300多个简易运动场,在南通专区人民体育运动大会上得总分第一。全县中学适龄学生全部通过少年级、一级、二级等级运动员标准,完小适龄学生有68%达到少年级、一级劳卫制标准。出现了一名健将、三次11人打破1957年全国少年级纪录,西亭中学有50多人打破县纪录,体育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精神面貌。
卫生事业。卫生事业开展了以除“五害”(老鼠、蚊子、苍蝇、钉螺、麻雀)灭“四病”(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疟疾病)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1月,县委成立除“五害”委员会,并向各区、乡党委发出“关于大力开展以除五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各地纷纷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掀起讲卫生、除“五害”的高潮。415日,除“五害”指挥部指定当日为消灭麻雀战斗日,是日各地组织53万人,全面围歼,摇旗呐喊,鸣锣击物,以终日惊吓的“疲劳战术”消灭了大量麻雀,1960年,麻雀被列为保护动物,臭虫被列为“五害”之一。一年中,除“五害”、讲卫生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要求,先后开展15次突击运动,上百万人投入战斗。在医疗保健方面,基本做到哪里有生产,哪里就有保健机构,建地区院5所,公社医院46所,培养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工作人员(群众叫赤脚医生),并举办医士、中医、护士、药剂班,为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六节   邮电、交通运输、金融事业“大跃进”
邮电事业从突击架设乡村电话开始,紧接着进行邮路调整,提高报刊传递速度,195812月又全面开展以高产、高质、高速度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大协作运动。1957年全县只有10个邮电支局,2个邮电所,到1958101日实现社社通电话的目标,共装置交换机461138门。到1958年底,全县37个公社有邮电局及190个邮电所,65个代办所,9个服务社,16个报刊发行站。邮电运输里程1195.1公里,形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邮电网。
金融工作通过“大跃进”促进了资金的流动。1958年,各项存款余额2535万元,比上年增加两倍。银行工作人员大搞技术革新,改制、仿制、创制了电动点钞机,电动开奖机,利息计算器,硬分币分类器等10多种。在发放贷款方面,1958年发放的最高金额为345万元,而上年为29万元。到年底,各项贷款余额达4635万元,比上年增长747%。同时,组织信用回笼,全年共收回农业贷款452万元。信贷基本失控,呆滞贷款额高居不下。
交通运输的“大跃进”同样以大搞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技术革新、兴办交通和兴建桥梁等。19589月至年底,全县235艘专业船有231艘装配脚踏翻水板,全县9个市镇港埠码头进行仿制、改制、铺晴雨简易路3条计46公里。全县6条主要通车公路98公里,共有27个养护点。全县还组织3个工作组,深入公社,组织民间工具,参加运输,共组织农船357条,总装载量1813吨。交通运输的发展,加快了物流、人流、信息流,但这些发展的科技含量及“质”还不高。
 
第七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相适应,这就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各农业社投入的大小,与受益挂钩进行核算,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来考虑。因而,最初各地都搞小社并大社。1958年春,南通县根据中央并社的指示,合并一些农业社,有的在规模上已达到一乡一社的程度。
67月间,全国一些地方在并社的基础上开始大办人民公社。89,毛泽东在山东考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17,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适合办大农业,是加快农业生产发展和过度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之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821晚,县委常委集体学习毛泽东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及河南省信阳专区总结出的人民公社的十大优点、有利条件等重要新闻,讨论全县建办人民公社的规划和部署,确定秋前在金中乡、北兴乡、祖望乡、川港乡、自卫乡等5个乡先行试办人民公社,并派专人去河南省委参观学习。99,南通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火箭人民公社成立,它是以北兴乡9个农业社为基础建立的,半个月后,并入三余人民公社。91216日,县委召开有800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县委组织大家学习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研究部署全县人民公社化运动。会后,县委又以乡镇党委、社支部为核心,训练了400多人的贫下中农队伍,依靠这支力量对社会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至929,全县原有的52个乡镇80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联乡并社,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县农村一举建成38个工农商学兵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结合的大型综合性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上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入社的社员共30.88万户。其中,农业29.88万户、商业6056户、手工业2559户、渔业7户、其他1337户,入社人数113万人,入社耕地140.24万亩,未入社的农民有562户。
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凡年满16周岁的公民都可入社作社员,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都允许入社做侯补社员。原农业社耕种的土地、所有的农具、生产设施、各种物资和社员的自留土地归公社所有。社员自留地,建社初期一般按每人划1.5方丈基地,后改按耕地总面积5%左右划分到户种植。社员家庭副业起初只允许小量经营和饲养少量畜禽。行政体制刚开始,实行三级制的形式。公社下设工区,工区下设专业队,经过整顿后设立公社、大队、生产小组。。在组织机构上,各公社建立中共公社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两个部,共青团委、妇联两个团体。
刚开始人民公社的主要特征是超越人们思想境界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公社采用游离于现实的军事化管理方式,统一行动,统一指挥。19581034日,县委召开全县民兵建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地区干部和代表13000多人。会上宣布建立民兵师,下设42个民兵团,全县实行全民皆兵。
为适应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各公社建立后实行集体化生活,全县超负荷地大办哺乳站、托儿所、幼儿园、幸福(敬老)院。特别是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在1958年夏收夏种时,公共食堂就已出现,人民公社化在全县普及后,全县农户把家中的桌、凳、碗筷、猪、羊、鸡、鸭以及全部粮食统统集中到食堂,吹哨放工,扯旗吃饭。大家放开肚子吃饭,粮食浪费严重。先是荤菜肉汤加米饭,再是蔬菜大米加杂粮,后是半干半稀加萝卜,最后一家上盆稀粥汤,越吃越穷,天长日久,许多人患了“浮肿病”,不少壮年人下不了田,很多儿童休了学。更悲惨的是,由于缺粮,全县还出现饿死及其它非正常死亡现象。据1959年元月上旬统计,全县共办公共食堂9046个,在食堂就膳的有113.62万人,占全县总人数的98.5%,创办敬老院88个,入院老人2370人,托儿所452个,入所幼儿51613人,幼儿园1446个,入园儿童36523人,缝钢组298个,洗衣组59个,浴室69个。至19615月,全县人民公社停办公共食堂。
在建办公社处理经济问题上,全县一度出现了“一平二调”,把原来高级社的一切财产全部收归公社所有,将社员的自留地、生产工具等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将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全部并入人民公社,对全公社的劳动力统一调配使用,实行“共产主义大协作”。这一平调风直到1959年党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了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质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是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是由社会主义变成共产主义,这一股风才得到纠正。
公社在分配制度上,1959年全县采取基本工资加奖励制,按月发给工资。这些制度无法实行后,又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的“三包”责任制,最后改为工分制。平时劳动按劳力等级、劳动质量记给工分,到年底按照生产队的总收入,平均计算出工分值搞分配。针对这股共产风,全县星星点点地出现了抵制的现象,1959年上半年,有115个生产大队1032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但是,同年10月党中央批转农业部《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报告》称:“今年五、六月间,农村中曾出现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包产到户”。中央批转《报告》中指出:这实际上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的逆流”,各地应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彻底加以“揭发”批判。根据上级指示,南通县批判和制止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195811月,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
128,县委为了贯彻执行省委关于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指示,抽调县级机关干部80余人组成检查团,深入各人民公社检查整社情况。19581228,县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文件的指示》。县委认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所发布的公报和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力武器,是推动当前工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县委决定“从现在起到明年4月,在全县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运动。”
随后,在人民公社经济管理上,全县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在劳动组合上可以在生产队以下成立劳动组,但不作一级核算单位,同时着手纠正人民公社化存在的平均主义及过分集中的倾向,贯彻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着手整顿健全基层组织。农村整社工作,分组织发动、重点批判、定性处理三步进行。整社中,全县共排出落后大队144个,经过整顿改变面貌的有70个。19603月初,县委召开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对尚属落后的74个大队的问题作了重点讨论,加强部署。会后,县委从县级机关和县直单位抽调68名干部,组成11个工作组分赴落后大队,包干负责,限期改变面貌。
经过八九个月的努力,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等“左”的错误得到一定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因而,整顿并没有使形势发生根本好转。
 
第八节  “反右倾”斗争
1959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错误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822,县委就召开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县属工厂党支部书记、县级机关党员干部、金沙镇中小学党员等400多人参加的会议,开始在党内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接着各公社、工厂都分别召开了党员大会,进行传达和组织学习。9410日,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县委召开县、乡镇、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会议开始,县委对到会的9963名干部进行排队,排出有一般右倾情绪的2218人,有严重右倾保守思想的940人。
911,南通县委先后召开常委会、党委书记会、党支部书记会和工业战线上的党员厂长、支部书记会,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采用大放大鸣大字报的方式,揭发、批判右倾问题。在县委机关,参加“反右倾”斗争的571名党员,从县委领导开始,个个作自我检查,搞人人过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为右倾情绪加以批判。经鸣放揭发排队,分别排出了县级机关党员在大风大浪中立场坚定的354人,在某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有动摇的140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较为严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错误认识的71人,还有6人被视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上,共有149人被视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判。在“反右倾、鼓干劲”、“跃进再跃进”口号下,县委对工农业生产又制定出不切实际的“跃进指标”。
11月,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各区县进一步开展以解决党内存在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斗争为纲的整风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县委于23日至27日,召开扩大会议,在领导骨干中进行整风。先由县委常委各自对办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等问题进行检查,然后启发到会人员联系实际自我揭发,向党交心,这次会议还为开展全县党内整风运动培训了骨干。接着,全县整风整社开始。全县被列为一般批判对象的有4102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467人。
由于“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进程,使“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第九章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第一节  推行“三包一奖”制度  反“五风”
南通县人民本着“改天换地,造福万代”的美好愿望,经历三年的“大跃进”,在各条战线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尽管在“大跃进”中兴修农田水利、发展文教、卫生、交通等社会事业,建立和完善工业体系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对南通县今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付出沉重代价的。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和“左” 的思想的影响,加上自然灾害,全县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占1957年的47.3%,棉花产量5115吨,比1957年减少13705吨,生猪8.25万头,比1957年减少5万头;由于大制土农具,全县砍伐树木8.8万多立方米,林木资源损失严重;工业总产值虽比1957年有所增加,但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城镇人口在短时间内增加过快,粮食供求矛盾突出。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的泛滥,不仅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危害,而且也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目的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加快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但结果却不如人意。针对这种状况,全党、都在努力认真思考。毛泽东在1960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和措施进行调整,使党的工作发生了重要转变。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及各项工作开始转入调整的轨道。
南通县委结合本地的实际,对中央的调整方针进行全面贯彻和执行。开始纠正“左”的错误。196036日,县委批转农工部的工作报告,要求各地认真推行“基本劳动日、基本肥料、基本口粮”的三基本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制度。27日,县委发出《关于贯彻“三包一奖”、“三基本”制度和劳动管理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为纠正“左”的平均主义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面上的纠“左”开始后,县委贯彻力度较大。3月中旬,县委先后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电话会、广播大会,传达中央及省委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成为纠正“一平二调”的前奏。
77,县委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发出《关于1960年至1962年粮食三定工作的意见》,明确贯彻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的任务、原则和做法,要求全县各地结合生产运动和夏季分配工作,统一部署,合理安排,将粮食产、购、销任务落实到队,以此促进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粮食三定工作是在商品经济、粮食普遍紧缺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应急措施,杜绝了粮食产购销中的两极分化现象,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为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增强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鼓舞情绪,推动生产,11月,县委发出《关于彻底清算、坚决退赔的通知》,要求全县各地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切实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对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平调的各种财物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县委指示下达后,全县范围内迅即开展了以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为中心内容的反“五风” 运动。县委下决心先“破产”,将办公室和县委领导使用的办公家具拿出来退赔。从县委书记到县长及所有常委把使用的红木床、书桌、厨等全部搬出,一件不留,县委把这些送到各公社退赔。然后带动科局部委办,再带动各公社,
1961116日,县委召开有6000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学习讨论中央1960113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和江苏省委农工部《关于贯彻中央12条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部署整风运动和生产、生活等工作。正式会议前,召开了10天预备会议,发动与会人员对县委、公社党委的“五风”进行揭发。据统计,与会人员共提出意见32734条,其中,属共产风的7149条,命令风的5482条,浮夸风的7388条,特殊化的3420条,瞎指挥风的5510条,其他方面的3785条。会上,分析了“五风”的危害,坚定了彻底纠正的决心,为坚决贯彻《十二条》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大跃进”中由于强迫命令风,撤了不少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职,根据党的政策,县委落实干部政策,给他们摘掉不应有的政治帽子,并恢复名誉,重新让他们各负其责,带领群众搞好生产,改变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另外在“一化三改造”时曾经侵犯了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也一律彻底退赔,较好地改善了干群关系,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绝大多数农民都回到田间地头开始干活。李港、五接公社(现均属五接镇)一年有8个月吃国家供应粮,干群关系非常紧张。这么多土地,为什么长的粮食不够吃,原来是瞎指挥生产的坏风气导致的。历史上这两个公社都是粮棉轮种的,产量高,粮食也够吃,有领导别出心裁要他们全改种水稻。连续种了几年水稻,产量始终上不去,究其原因,土壤缺乏有机质,形成板结,杂草丛生。县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意恢复轮作布局,第二年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粮食基本能自给自足。第三年不仅粮食自理,还向国家卖了棉花,
“大跃进”期间,全县共发生县、公社、大队、生产小队四级平调1546.95万元。至19616月,退赔了1475.27万元,占应退赔的95.37%,退赔的迅速力度表明了县委对中央纠“左”指示执行力度。以后几年,南通县对纠正“一平二调”之风继续扎实管理。
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再战,县委于196181317日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总结三年来的经验教训,讨论和部署生产、安排生活等工作。县委认识到三年来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倾听群众意见、发扬民主不够,在“五风”刮起来后,各条战线都是高指标、高措施,这些高指标、高措施既不分析客观情况,也不分别不同地区,一定要坚决贯彻,并强调政治挂帅,遇到下面有抵触情绪就反右倾,作不适当的批评指责;强调了集中,忽视了民主;群众观点薄弱,没有很好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1963724,县委针对一些地方擅自收回社员自留地、荒地、空隙地的问题,发出《关于制止乱收社员自留地的紧急通知》,对面上的问题作了批评。并重申社员自留地不得擅自收回和变相侵占。
 
第二节  抗洪救灾
1960年,南通县雨涝严重,全年降水1722.5毫米。77开始,连续1个多月降雨,尤其是835日凌晨3时,全县发生历史上未有的大风暴雨。降水量全县平均599.1毫米,其中金沙地区615.5毫米,石港地区469.1毫米,遥望港608毫米,最多的济凡公社(今属东社镇)达710毫米。内河水位猛涨,金沙水位上升至4.47米,突破历史最高纪录,持续时间达一个星期。省委副书记陈光、地委书记谢克东坐着飞机到全县看了遍,只见整个大地白茫茫一片。加之7号台风在长江口出海,风力8级以上,使灾情更为严重。有的地方陆上行舟,有的地方水里只能看到玉米穗头的一点影子,许多群众坐在自家房顶上等待救助。全县受淹农田11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0%。其中水深0.7米以上的有21.66万亩,0.50.7米的48.50亩,遭水淹房屋30多万间,倒塌6.5万间。因房屋倒塌伤329人,死117人。
灾害发生后,县委、县人委立即向上级报告灾情,并建立以县委第一书记纪元为首的生产救灾领导组,从县级机关抽调干部270人,划小船察看灾情,给灾民送馒头慰问,帮助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省委副书记陈光亲临三余等重灾区视察慰问,对生产救灾作了具体指示。省、市下拨救灾款135万元,增拨粮食35万公斤,分发由各地捐献的棉被、衣服3万多件,受救济的群众达9.34万人。另外,还调拨大量木材、毛竹、石灰等建筑材料,社、队组织瓦、木工对被毁房屋及时进行修建,使灾民生活等到妥善安排。同时,县委组织劳动力,积极排涝泄洪,使受淹农田在一周内陆续排尽积水。并组织农民抢种、补种、改种晚玉米、荞麦、萝卜、山芋等晚秋作物10万多亩。由于救灾措施到位,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没有发生逃荒、流离失所的现象。
 
第三节  改进农村基层管理
1961323,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县委按照中央指示,从贯彻《十二条》开始对一系列重大举措,都组织工作组,由县委常委带领分别深入各地,进行多点多次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了解群众的意见、要求,掌握实际情况,摸索开展生产运动、贯彻执行政策的具体办法。县直各部门也普遍确定联系基本队,深入农村,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县直36个部门,计有对口基点大队46个,基点生产队9个。42852,县委召开有1万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传达和学习《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会议着重讨论纠正平均主义、搞好“三包一奖”、收益分配、规模体制、大小队干部报酬、评工记分、集体食堂、社员家庭副业等问题,并对贯彻落实“六十条”作出了具体部署。会后,各公社都进行了一系列贯彻活动。至510,全县普遍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全体党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宣传和学习“六十条”,同时结合生产有计划、有领导地解决一些存在的突出问题。
52123日,南通县委召开整风整社工作组、检查组组长会议,对整风整社运动进行检查分析,研究进一步贯彻“十二条”,善始善终搞好整风整社工作的部署。会议对做好退赔的扫尾工作、各公社开展“三反”运动、改造“三类队”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至6月中旬,全县4个三类社、32个三类大队、496个三类小队基本改造完毕。通过整风整社,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在生产上出现了新面貌。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全县较好地解决了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等问题,着力纠正了“两个平均主义”,全面推行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
根据党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县委为全面推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制度,于196211417日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处书记王飞岳作了《关于推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报告》。会上,县委工作队介绍了西亭、亭东公社的试点经验,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作出在全县全面推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部署。三级干部大会后,至2月中旬,全县在试点的基础上分两批进行,全面完成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将全县农村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一举措把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了起来。生产队这一基本核算单位体制的确立,对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节  紧缩调整政策的实施
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以后,县委进一步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贯彻“八字方针”,
压缩基建规模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全县工业战线开始全面收缩,一批拟建或在建项目停建或缩建。全县基建投资大幅度下降,1961年基本建设投资仅为29.08万元,比1960年的435.1万元减少了406.02万元。在确保重点、服从全局的前提下,对当时工业体制和布局规模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关闭了一批企业。1962525日,为巩固工业调整成果,县委发出《关于1962年工业生产的意见》,要求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继续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和中央关于工业生产的指示,进一步合理调整工业体制布局,加强对企业的领导,认真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坚持人少、工精、物美、价廉的原则,全面完成全年工业生产计划。同时,组织全县工业系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七十条),在企业内部进行整顿,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发展,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578.48万元,为年度计划的100.03%
精简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根据党中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以及《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动员城镇人口和企业职工回乡务农。县委于1960621日发出《关于妥善做好回乡职工安置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领导,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认真负责地做好已精减回乡的12000多名职工的安置工作,及时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县委于19621239日召开城镇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及省、地委有关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讨论全县城镇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各地加强对城镇工作的领导,切实做好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进一步调整商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体制,网点布局,安排好城镇人民生活,加强市场管理和对私改造,加强城镇社会治安和经济保卫,加强财政税收和金融等工作。会后,全县各地积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劳动力,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到农村,以压缩城市人口,减轻财政负担。至1962年底,全县共动员12000多名职工回乡务农,其中精简全民职工8299人,减少吃商品粮16822人,由此全县每月减少粮食计划供应39.5万公斤,减少国家支付工资1598万元。
制止通货膨胀,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水平。在压缩工业规模和基建投资的同时,19611月,县委恢复全县60个大小集镇的贸易市场。同时,县委集中财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对农贷、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予以扶持,以提高产出、改善市场供应,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为解决供求矛盾,回笼货币,还对糖果、糕点、酒、自行车、手表等商品实行高价敞开供应。为了开源节流,鉴于一些单位积压、浪费资金等相当严重的现象,县委、县人委于196256日发出《关于严格现金管理制度的决定》,要求各地全面、切实加强现金管理,严格执行现金管理的各项制度,迅速彻底地纠正和克服积压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
 
第五节  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 全面纠“左”
1962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在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中共南通县委书记纪元参加了此次会议。
为全面纠“左”鼓劲升温。南通县委深入学习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认真检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统一了思想。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全县各级领导和群众的思想逐渐明朗起来,决心坚决地、深入地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为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斗争。其显著标志是全县的经济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计划工作逐步从高指标、高速度转向稳妥可行、计划安排从留有缺口到留有余地;从以工业为中心转向以农业和市场为中心。这一年,工业战线继续收缩,包括县办纱厂、县办缫丝厂在内的一批工厂下马,工人回家。编制的年度计划为1961年实绩的96.6%。并明确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提出力求5年内或快一点在1964年内农村生产力和社会口粮恢复到1957年水平。由于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增加。全县围绕农业这个中心,将调整中节省的财力、物力用于支援农业,确保农民的温饱,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为后来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原始资本。
由于全县继续贯彻“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得到显著的巩固和发展。1963年,农业获得大面积丰收,粮食产量达25.99万吨,比上年增长15.06%,创历史最高水平;棉花总产21670吨,比上年增长144.72%;薄荷总产185吨,比上年增长123.53%。工业总产值9557万元,比上年增长28%;农业总产值22905万元,比上年增长13.23%。煤炭、木材、水泥等主要物资供给超计划完成,财政收入好转,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市场凭票供应商品品种不断减少,排队抢购现象基本消失,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在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县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还对政治、思想、文化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
甄别平反。根据党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县委于1962年春天成立甄别领导小组、抽调专门班子负责日常的甄别工作。到1963年春,全县的甄别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在1963年初县委的《关于干部、党员和群众甄别平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自1958年至1960年底的三年中,全县因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受到批判、处分以及变相处分的干部、党员共10109人。经甄别,已结案10015件。其中属批判处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3526件,批判、处分部分错了的2541件,批判、处分错了和基本错了的3898件。已经宣布平反6181人,待宣布平反324人。这次甄别平反工作虽然力度较大,对部分受害的同志还了个公道,但不彻底。
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全县在认真贯彻科技、文艺工作条例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政策,解除知识分子思想包袱,并在生活上予以重点关心和照顾,检查过去几年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中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对4次政治运动和政治审查中因所谓海外关系而被错斗错处分、错戴帽子的归侨和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恢复名誉。还根据中央指示在1962年底以前完成了第四批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此外,加强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纠正官僚主义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展了干部轮训活动。同时,文化、教育、卫生及其它社会事业的发展规划和举措的调整也取得了很大成果。
教育战线贯彻“八字方针”,采取并班合校的办法,压缩规模,由量的增长变为质的提高,小学总数为896所,1964年适应农村实际需要大办耕读小学,小学数又上升到1005所。中学教育,1955年全县只有一所完中,公办初中10所,到1965年,全县有中学115所,其中,完中7所,公办初中31所,民办中学4所,尤其是农业中学发展较快,广大农中学生农闲学习,农忙务农,适应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需要。1961年至1965年,全县教育战线贯彻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规定,学校逐步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工作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堂教学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学中加强基础知识教育和基本技能训练,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初中升学考试的政治、语文、数学3种总平均成绩由1960年的71.34分提高到81.8分。扫盲运动、业余教育也随之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县各地积极创办“红专夜校”,有15万多人参加学习。
1963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1965年,全县农业生产获得大幅度增长,全年粮食总产339125吨,比1964年增长16.24%。棉花单产首次突破百(市)斤大关,达56公斤,比1964年增长14.29%,棉花总产达35015吨,比1964增长17.48%,薄荷油总产340吨,比1964年增长11.48%,黄麻总产8880吨,与1964年相比基本持平,全县农业总产值达37085万元,比1964年增长21.85%。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原料,积累了工业原始资本。
全县工业部门按照《工业七十条》,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在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工业部门的填平补齐,更新设备,专业协作,以及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等工作,摸索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的经验。1964年工业开始回升,到1965年,全县有县办工厂223家,职工19234人,工业总产值18356万元,比1957年增长了81.60%,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13.27%提高到19.03%。乡镇工业在解放初只是传统的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后来经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化中兴办社队工业,从1956年全县乡镇工业只有2家,职工只有43人,无税利,到1966年初全县乡镇工业有93家,职工6062人,税利达154万元。全县传统产业形成了棉、麻、纺织、染相配套的系列化的规模。钢铁、建筑材料、化工、交通运输等工业企业,基本上形成了地方工业网,机械等行业已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系统,制造了内燃机、发电机和一些精密度较高的机床,化学行业生产出了活性炭、六六六农药等,棉布生产增加了100多个花色品种,远销英国、丹麦等国家。工业企业的扩建兴建,使一部分农民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也为后来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六节  加强组织和作风建设
在全面贯彻“八字方针”的过程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县委加强了组织和作风建设,为克服“大跃进”中形成的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下了功夫。1960517日,县委发出关于对社队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社队干部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理论和政策水平,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520日,县委又发出指示,坚决制止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611日,县委对扫除机关“五多” (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问题。作出四条规定:精简会议,深入基层;精简文电,控制报表;精简机构,充实基层;提倡节约,杜绝浪费。是年7月至10月,县委根据江苏省委《关于开展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运动的指示,在县直机关开展“三反”运动。8月初,县委分别对农村和城镇的“三反”运动作出部署。整个运动大体分准备,提高认识,大鸣大放,组织处理三个阶段进行。“三反”运动虽是政治运动,分散了抓经济工作的精力,而且在运动中存在着上纲上线的现象,但这毕竟对转变领导作风,纯洁党的组织,遏止或推迟腐败现象,有着积极意义。
196311421日,中共南通县委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及省第四次党代会决议,分别听取县委书记、监委书记作的县委工作报告和监委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1963年南通县工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全县人民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为争取1963年以粮棉为中心的农业大丰收而努力奋斗。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南通县委第三届委员会委员32人,纪元为县委书记。
19634月至年底,南通县开展了声势较大的“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动。县委还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引导基层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使干部自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化、经常化。在思想领域里,根据江苏省委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八项规定,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县各地在全体干部中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要加强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1963年,毛泽东发布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指示。大庆和大寨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成为当时工农业上的两面旗帜,是中国人民敢于战天斗地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样也深深影响着南通县人民的精神风貌。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人民广泛深入地开展学雷锋活动,学习解放军活动,还发出《关于组织各级干部向毛永祥同志学习的通知》,毛永祥是全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县委要求各地认真组织学习、宣传毛永祥艰苦奋斗、勤俭办社、自力更生、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要求各地总结、表彰本地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在南通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活动,更多体现的是学习大庆和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第十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大跃进” 中的社会主义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思想矛盾依然存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党中央为了解决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了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形式。以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主线,以反右、“三面红旗”、反右倾、整风整社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8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出“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
南通县委按照党中央指示,于9513日召开历时9天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开展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大辩论,并讨论秋收分配、市场管理等工作。会议号召全体党员、干部积极投入全县范围内的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为在农村全面开展这一运动,全县各区、乡先后以不同形式训练党员、干部17000多人。在这些骨干带动下,全县开展了一场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这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114日,县委发出《关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结合进行整党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把整党和整社工作互相推动顺利完成,这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着重点实质上落实到整党和整风整社方面。是年冬,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全县掀起了以兴修水利、积肥、绿化为中心的冬季三大生产运动高潮。实际上为“大跃进”作了动员,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60112,县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要求“各公社、大队,一定要由第一书记挂帅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运动分为“正面教育、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总结提高;正确处理各项经济政策、制订生产规划;组织建设”3个阶段进行,至2月底告一段落,历时50多天。“大跃进”后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瞎指挥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不正之风进行了制止,并制订了新的生产规划,从高指标的怪圈中跳了出来,使党在农村的有关政策得到落实。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提高基层干部群众思想觉悟。解决某些实际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成为推进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不断革命的重大步骤.实际上是政治运动在基层群众层面的进一步延伸。并构成了联系若干重大政治运动之间的关键环节。在运动中,许多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都被人为地上升为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深化了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误区,并促使在1962年之后,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二节  调整巩固时期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
1963117,南通地委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的重点是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执行“六十条”,结合生产和人民公社的整顿建设进行社教,南通县委在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及南通地委的指示过程中,结合全县农村工作的实际,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根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定》及南通地委的指示,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紧密结合生产和人民公社的建设工作,广泛进行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巩固集体经济。2月,县委派出工作组到余西公社(今属二甲镇)两个大队先行试点。随即,全县的社会主义教育全面展开。这次社教紧密结合巩固集体经济的实际,整顿基层组织,选举农村干部进行。在方式方法上以社会主义教育,正面教育为主。整个教育分为学习动员、讨论贯彻“六十条”、整顿基层组织三个阶段进行。
19632月下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湖南、河北两省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了“队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会议还讨论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3月,地委贯彻中央指示,部署各县开展增产节约和新“五反”运动。南通县委于421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2月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全县厉行增产节约、开展“五反”运动的方案。县委领导在会上代表县委和县人委党组首先就官僚主义、本位主义、铺张浪费、特殊化作风等问题作了发言。这个发言实质上是为个人如何进行“五反”放样。然后进行学习讨论,组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问题。据当时的一份会议简报称:经初步排队揭发,财贸系统因经营管理不善,最近几年的损失达266万元,其中被贪污盗窃金额有14000元;工业系统的问题也很严重。有的单位还发现了贪污“万元钱”、“千斤粮”、“千尺布票”的可疑案件。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大张旗鼓地组织开展“五反”运动,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要自觉革命、带头“洗澡擦背”,纠正错误,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为了进一步掀起“五反”运动,县委于426日召开县直机关第一批“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县委领导在动员报告中指出:在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有所滋长,尤其严重的是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投机倒把、长途贩运、谋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活动猖狂起来。“五反”运动是一次大规模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第一批参加“五反”运动的有县直机关、国营、合作社企事业、物资管理等36个单位。运动大体分三个阶段: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整顿制度;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的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运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全县的“五反”运动至年底基本结束。“五反”运动也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在城镇开展。
 
第三节  “四清”运动
19635月,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前十条”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南通县委对“前十条”组织全县党员干部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按照“前十条”的要求,1963723,中共南通地委、南通县委联合组织工作团进驻新华公社(今属骑岸镇)进行运动试点,从抓阶级斗争入手,以“四清理(即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为主要内容,重点解决各级干部的问题。
“社教 ”工作团进驻新华公社后,召开了为期12天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并特邀469名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会议期间,突出了阶级斗争,反复宣传被错误估计过分夸大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与会者”大揭本社、本队阶级斗争盖子,回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并要求各级干部主动放下包袱。三级干部会议后,新华公社大规模的群众性“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历时两个多月而告结束。根据试点情况,南通县委决定对全县分九期九批进行社教运动。县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参加社教工作队,分赴各地组织发动和指导。由于在“左”的理论指导下,发动群众大揭本社阶级斗争盖子,大搞“人人过关”,出现了错斗错批等问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
为了深入开展运动,1963628日,南通县委组织部就全县进行的整顿改造农村落后党支部工作向县委作专题报告。《报告》反映:遵照中共中央和省、地委关于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的指示,经对全县789个农村党支部的考核,属于落后的党支部有61个,约占总数的7.7%。其主要表现:党支部领导成员革命意志衰退、自私、特权思想滋长,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整顿和改造农村落后党支部的工作已有计划地展开。基本方法和内容是在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揭露问题。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清除蜕化变质分子,建立和健全党的生活制度,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这个报告下发,实质上把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了起来。
19639月,党中央根据各地试点和调查及训练干部中提出的问题,制订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着重提出了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在运动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规定了若干具体政策界限。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提出,对遏止面上社会主义教育中“全面过堂”、“怀疑一切”的“左”的做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把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提到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后十条”虽然对“左”的倾向作了某些限制,但在指导思想等方面同“前十条”基本上一样,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要求整个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十条”传达后,全县掀起“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大批资本主义倾向”的高潮。
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委于1963119日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就阶级立场、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等问题作了自我检查,听取了批评意见。会后,县委组织5个工作队,分别帮助先锋、袁桥(今属南通市唐闸区)、李港(今属五接镇)、金南(今属金沙镇)等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县掀起了“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大批资本主义倾向”的高潮。运动开展后,各地在给县委的报告中都夸大其词地反映: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篡夺领导权,使集体经济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加之中苏论战的影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样被提到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整个运动舆论上说要以正面教育为主,实际上以查帐为突破口,以深入群众听反映为线索,以整人为目的。
1964918,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十条》)。这个文件对农村的形势估计更加严重,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强调了“扎根串连”由群众审查定案,首先解决干部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归工作队领导。在这个文件影响下,南通县的社教运动出现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度过于严重的问题。据当时一份报告称,全县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严重的,“和平演变”的威胁性很大,许多干部经不住考验,成了“四不清”的干部。1964年,全县生产队以上干部中清查多记的工分877万分。全县共清退被贪污、侵占的现金117万多元,布票90104尺、其它物资13377,折价105478元。在246名公社党政领导中,就有81人犯有“四不清”错误,给予停职或撤职处分的大队以上干部有778人。
1965114,中共中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
县委根据中央精神,于19652813日,分片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二十三条》,并结合农村社教的实际,对前阶段基层打击面过宽的“左”的错误作了一定的纠正,明确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干部,对于犯有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待好的干部应尽早予以解放出来。县委强调“在运动中要严格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以保证“四清”运动的健康发展。还强调在运动中要自始至终抓好生产建设。全县的“四清”运动按照这些精神又重新进行部署和发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清”仍为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形式。1966914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南通县委根据这一《规定》,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在南通县的兴起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判断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成为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风起云涌,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文化大革命”之初,南通县委的一些同志认为:“三家村”、“四家店”(所谓的反党集团)只有北京那些权威人士才搞得起来,在南通县没有像北京那样的“三家村”、“四家店”,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并将“五一六通知”一度锁进保险柜。然而,来势汹涌的运动已不可阻挡。5月下旬,在 “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影响下,全县各界,特别是教育界、文艺界,根据报刊发表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声讨所谓邓拓“反党集团”。一些单位把斗争矛头逐步转向揭批本单位的“黑帮”。西亭中学的红卫兵小将首先到南通县中学贴出大幅标语,向县委发难,并表示决心要揭开本校党支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在此形势下,县委根据地委布置,要求各区委分别召开党委书记会议,专题研究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问题。县直机关率先发动全体党员、干部和职工在5天内写出大字报12760张,其中11884张揭发县直机关的各种问题。至6月中旬,全县7所完中和31所公办初中都相继用大字报向教师发起猛攻,轮番批斗,甚至给教师戴高帽、穿纸裙、剃“十字头”、脸上手上涂墨汁等。在声讨“反党黑帮”中,大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200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学校出现混乱局面,已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的主持下做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指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630日,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发出《关于中小学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对中小学“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把完中作为重点,初级中学在暑期以区为单位进行,逐步推开;小学则坚持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为主。今后各类学校招收新生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改变单纯凭考试录取的方法。76日,县委抽调4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派往完中,宣布“工作组是党派来的”、“一切权力归工作组”、“大字报不准上街”,并组织学生家长说服引导学生。工作组的工作一度使混乱局面得到遏制,运动也在县委可控的范围内进行。而中央文革小组指责各地派往学校的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728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全县各校随之相继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工作组被迫撤出,许多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为此,县委又以改派“观察员”的形式到学校,并以秋收秋种为名,将全县5000名红卫兵小将送到三余劳动,以控制局面。
88,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并赞扬“一大批本来并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由于《十六条》的方向指导和818毛泽东戴着红袖章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的巨大影响,北京和全国各地广泛掀起“红卫兵”运动。
南通县各中学在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闻风而起,建立红卫兵组织。办起“报纸”,印发传单,传递“文革”信息;按出身成份,在学生中划分所谓的“红五类”和“黑七类”,散布“血统论”。红卫兵也纷纷走上街头,“杀向社会”,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将许多路名、店名、校名等改为“反修路”、“红卫商店”、“卫东学校”等一类“新”名词,平潮中学就因“平潮”二字“缺乏革命性”,一度改为“风雷”;干预群众的衣着、发型;捣毁神像,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破坏文物古迹,焚烧书画典籍,连雕刻花鸟龙凤图案的家具、陶器、梁柱、衣物、餐具等都一律视为“四旧”,或付之一炬,或砸烂摔碎。有的造反组织进而自行抓人,甚至私设公堂,滥施刑罚。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教师、劳动模范等被诬为“牛鬼蛇神”、“保皇派”、“反动学术权威”,被随意揪斗,游街示众,部分学习好的学生也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而受到孤立和打击。
95,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把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推向高潮。南通县的一些红卫兵也纷纷离校,外出串连。
14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遏制。县委根据规定精神,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仍按照“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各级干部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以集中精力抓好生产;各级干部应在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批评错误,改正错误,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要恢复和加强领导力量,坚持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对破“四旧”,县委一些同志坚定指出:“一定要刹住,不能再搞”,还派人四处检查。
针对农村的局面,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制定了工厂《四条》和农村《五条》,提出县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县委非常重视,展开前所未有的宣传声势,提出“要把《五条》当作纲领性文件宣传贯彻”,在全县连续广播三天,力图稳住农村。县委一些同志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电报,指出:“群众起来造反,不相信县委,不按农村《五条》办事,县的领导力量受到很大牵制,忙于接待,无法抓当前生产和工作。”一些人“为私谋反”,“如不按中央部署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无计划地全面推开,势必会影响今冬明春的工作,并带来不良后果。”但不久工厂《四条》、农村《五条》被中央宣布撤销。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红卫兵小将们越斗越“勇”。10月开始,县内红卫兵纷纷卷入大串连的热潮,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乘北上列车,去首都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还到全国各地取革命之“经”。一场更大的动乱即将来临。
 
第二节全面夺权  “三支两军”
196610月,中央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129,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指出:全国厂矿企业要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地进行串连。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出: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社队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联。
1025,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变被动为主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之后,全县所有机关、单位全部卷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区、社、镇、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不例外,并涌现出各种造反派组织。全县范围内迅速形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势,上自县委书记、县长,下至生产队队长、会计,许多人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和揪斗,各级党政机关全面瘫痪。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县委曾试图将办公室搬至乡下,搞一二三线,未能成功。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在造反派的重重围攻下无法正常工作。各种造反派组织都可以随便拉着县领导进行批斗,罚站、“做喷气式飞机”(一种恶劣的体罚方式)都是家常便饭,弄得他们疲于奔命,昼夜不得安宁,有些人甚至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领导出于种种原因也贴出大字报,借口下去“抓革命,促生产”,长期和机关断绝联系,以消极的态度应付造反派。
1967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毛泽东充分肯定。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南通县参加“四清”工作的队员组建成立“红旗战斗队”,于 2月8召开批判会,围攻苗雨田等县委领导,勒令他们就所谓在“四清”运动中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向全县人民作公开检查。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县直机关的各造反派组织建立“炮轰南通县委联合指挥部筹委会”(简称“炮联筹”),夺取了南通县党政大权;县内基层造反派组织纷纷效法,以“革命领导组“的名义夺了当地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权。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而谢富治、江青等人反而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煽动武斗。南通县也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全县武斗加剧,许多干部和群众横遭迫害,有的致残、甚至死亡。早已陷入混乱、瘫痪状态的南通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根本无法捍卫什么法律的尊严。不仅如此,公安局反而被要求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公安六条”、“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这一时期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县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33日,南通县人民武装部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紧急动员大会,传达周恩来关于军队拿总,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4日,县人武部奉命“三支两军”,组成南通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开始负责领导全县的春耕生产,并扩大到地方各项工作。19681月,对南通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实行军事管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通县公检法军事管制组,6月,改称军事管制委员会,代替原公检法三机关业务科室的职能。至197311月,才撤销军管,重新组建公安局、法院。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政权组织,下设秘书、政工、生产生活、支农、文教、工交和市场管理7个组。县委常委仍虚顶其名,接受各种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各区、社、镇、场和县直机关均设立生产领导组,大队、生产队成立领导小组。
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成立后,执行多项上级下达的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大学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理论。419日,南通县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号召工厂企业巩固劳动纪律,坚持8小时工作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全县中、小学陆续复课,由于全国动乱仍在发展,学校原有行政领导基本靠边,造反组织掌权,且派性纷争,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除小学尚能上课外,大多数中学教学秩序混乱。
1967116,《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首次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要点。南通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开始广泛进行这一理论的教育。同时,南通县根据《人民日报》的《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精神,提出把学习班办到田头、场头、车间、班组、街道、家庭,把南通县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热潮。据统计,至196910月,全县共举办学习班61163期,有388万人次参加了学习。看似热闹的学习,实质上僵化、教条的思想学习之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全县中、小学复课,上课学习的重要内容是毛主席著作;有的地方要求人人熟记100多条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田头、广场、街市等处演出毛主席语录编成的文艺节目。每当毛主席“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一发表,各地闻风而动,敲锣打鼓,游行欢呼,做到所谓“宣传不过夜,执行不走样,捍卫不动摇。”
1968318,中国共产党第六十军党委批准成立南通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20日,召开成立大会,县人武部部长王智信任主任。革委会实行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统揽全县党、政、财、文大权,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设办事、组织、政宣、教卫、文革、农业、工交、财贸和保卫9个组,8月,合并成办事、政治工作、生产指挥和政法4个大组,下辖若干小组。党的领导完全由革委会代替,原县委常委少数人被结合进县革委会。全县65个社、镇、场,从1968年开始,均先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县革委会在1968年下半年出版了《风雷激》报,由县文攻武卫指挥部主办,当年底停刊。革委会曾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但历史的事实表明,作为一种特殊条件下的政权机构组织形式,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避免的缺陷,它助长了权力的滥用,使冤假错案极端扩大化,它的建立既不符合客观需要,也没有生命力。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县人武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制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维护了社会秩序,使一部分干部群众免遭冲击,工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减少了损失。但是,应该看到人武部是依靠军队的坚强统一领导在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总的前提和指导思想,是为了维护和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而军队奉命支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正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最坚决的一部分人。支左就是支派,当时虽然提出“一碗水端平”,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各大派,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错误的。军管和军训的指导思想在当时条件,也是极左的。在支工、支农中,更多地则是支持“左派”掌权,通过他们去抓工农业生产和维持社会生活运转。因而“三支两军”并不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第三节  造反派组织的兴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行动在中共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得到充分肯定。从1966818日至1126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先后12次亲自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兴起,南通县7所完中的一些学生,首先在学校组织起“风雷激造反兵团”、“卫红战斗队”、“血战师”、“农奴戟挺进纵队”、“反到底红旗军”等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他们成为南通县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1967年全县有红卫兵52555人,1968年初,一度建立“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作为全县红卫兵的统一指挥机构。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传达后,县直机关在县委领导支持下建立“南通县直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下设7个大队,成员均为机关干部,基本上是半官方的组织,赤卫队总部有专人办公。城镇企事业单位也出现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时值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工人赤卫队对立,上海市委负责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压力下表示“不支持工人赤卫队”。“赤卫队”被认为是“保皇派”组织。县直机关赤卫队因与上海的同名,也被视为“保皇派”,无法再进行活动,建立10余天即自行解体,偃旗息鼓。各基层单位遂纷纷仿效上海建立造反派组织。县委、县人委办公室建立“斗批改兵团”,组织部、妇联建立“火炬战斗队”,宣传部建立“风雷激战斗队”,计划委员会、民政局建立“狂飙造反派”,农业局建立“新红军战斗队”,水利局建立“云水怒战斗队”,工业局和金沙地区工厂建立“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县供销社建立“延安”、“遵义”、“井冈山”3个战斗队,文教局建立“只争朝夕红卫兵”,整党工作队建立“勤务员战斗队”,南通县中学有“红色造反团”。工、农、青、妇、科协、工商联、文联等人民团体普遍受到冲击后,由“工总司”、“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农总司)”、“红代会”等群众组织所代替接管。1967年秋,毛泽东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基层造反派组织逐步归口建立联合组织。
跨地区跨行业建立的造反派组织有:原“四清”工作队员组成的“红旗战斗队”。“四清”工作队员有机关的一般干部和中层干部,有农村的回乡知识青年(知青)和转业复员军人。196612月,中央决定将“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后,工作队解散回原地。但开展“四清”地区(海安、如皋)的干部、群众说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纷纷来揪工作队员去作检查。工作队员们认为自己不是当权派,凭什么要去作检查,不如也造反,力求自保。乡镇农技员组成了“红农兵战斗队”。社会上一些临时工为首的组成“红色工农”,其目的是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规定了固定工和临时工,造反是为了转为正式工。金沙镇合作商店建立了“红卫军”。还有“反到底兵团”、“八二七血战师”等等。全县造反派组织林立,三五个人就可以打起旗号,金北小学的几个小学生也建立造反组织,同样刻制图章,制作袖标。
由于组织众多,观点各异,利益冲突,造反派组织之间争吵激烈,派性斗争极为严重。造反派们都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自居,写大字报,办大批判专栏,开批判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权派们则被造反组织勒令去作检查,有时出现几个组织争夺一个领导干部,他们就互相指责对方为“保皇派”。造反组织抢占机关办公室,即宣布“接管”,县内各级党政机关及职能部门在冲击、“接管”下大部分瘫痪。有个小学生在“接管”的政府办公室里带出一个废纸篓,被门卫拦住检查,发现篓底藏着玻璃茶杯,于是,造反派顿时又成为小偷。占领机关办公室的一个造反组织,参加游行回来,有个人把毛泽东像牌放在地下,后来不小心又把鞋子放搁在硬纸牌上。被其他造反派发现后,马上揪出来,向毛泽东像“请罪”。
19672月,跨行业的“红旗战斗队”、县直机关各部门的造反派组织和社会上的“红色工农”等,建立南通县第一个造反派联合组织“炮轰南通县委联合指挥部筹备委员会”。“炮联()”在县内一度颇有名气,在县人武部支左办公室支持下,要求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组织县委常委“思想交锋”。后“炮联()”头头间发生分歧,活动停止。机关里大多数人对长久不息的争论也感到厌倦,正在乱纷纷之际,是年10月,县直机关各造反派组织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号召,建立“南通县直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县直联总”),取代“炮联()”。“县直联总”参加了县人武部支左办公室领导的筹建县革委会的工作。
19683月,县革委会成立,各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大多作为“群众代表”进入各级“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或在职能机构中任职。9月,原“工总司”、“农总司”、 “红代会”、“教代会”、 “职代会”等5大总部合并成立“三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并选出常委,脱产办公。“三代会”已无造反气质,活动纳入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至1970年前后,南通县“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红卫兵的活动,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入高潮后逐步消沉,红卫兵组织随之解体。
“文化大革命”中各路造反派组织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畸形产物,都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虽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并无性质上的根本差别,因而不论这一派或那一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造反派组织是群众运动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发展至极致的产物,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造反派置法律于不顾,随意揪斗干部群众,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加剧了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由于对造反派的强烈不满,许多领导干部挨批挨斗,顶着压力,进行反夺权斗争,坚持不给造反派交权。与此同时,一些极端分子、社会渣子以及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趁机玩弄手段,打击异己,伸手抢权。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使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第十二章
“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开展
 
“斗、批、改”最初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出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的第一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段话被简称为“斗、批、改”。广泛地使用简化语言,什么“三忠于”、“四无限”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僵化,语言刻板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斗、批、改”被具体化了和赋予了新的内容:“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实际工作中还有“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清查“ 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等内容,并明确指出这是各级革委会的“中心任务”。南通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斗、批、改”运动。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体现,又是贯彻“左”倾方针的手段,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中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无休无止,形形色色的各种运动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全县干部群众被纷纷卷入其中,许多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遭到迫害。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项社会工作继续受到严重影响。
 
第一节  清理阶级队伍
1968130,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在揪“走资派”的同时,传统的阶级敌人再次成为重要的斗争对象。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要求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1968510,县革委会召开“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再进攻大会”,部署“清队”工作,革委会一、二把手亲自抓。县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在“清队”会议上放言:“南通县的叛徒、特务、反革命有10万人。”当时全县人口130多万,县直机关编制仅300多人,南通县解放近20年,经历了成功的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解放初彻底的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及之后的审干、肃反,全县还能有10万叛徒、特务、反革命吗?
盲目夸大敌情的指导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运动一来就人人自危,互相揭发,神经高度紧张。县人武部一位政工干事有一次作报告,正讲有关“叛徒”、“特务”的问题,这时一位公社通讯员突然走上来送信,他一看,竟忘了自己在作报告,幻觉造成他不由自主地指着通讯员脱口而出:“他就是敌人情报员,赶快抓特务。”
从原则上说,要求“阶级阵线分明”并不错,但在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情况下,搞一次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很难说是必要的。更可悲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方针的错误,对于何谓“阶级敌人”没有明确的规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加之林彪、江青一伙散布和助长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斗争的干扰,夸大了敌情,无限上纲地把一般政历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又由于司法机构被砸烂,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与法制,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加以刑讯逼供,因而在“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思想指导下,一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一小撮阶级敌人”,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有的被刑讯逼供致伤、致残,有的不堪忍受非人折磨而自尽。由此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清队月余后统计:全县共开1900多场大型批判会,清出阶级敌人736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251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41人,其他反动分子244人。当年全县有1万多人被揪斗,“清队”持续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不仅没有做到纯洁组织,划清“阶级阵线”,反而给革命的基本队伍造成极大的损害和混乱。“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恐怖、残酷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的抄家、破四旧的初期,而是这一重要阶段。
 
第二节  群众性文化活动
“文化大革命”扛着“文化”的旗号,却推行着文化专制主义路线,运动式的群众文化活动看似热闹非凡,极富“特色”,成为“斗、批、改”的重要表现方式。文化管理部门的“革命”自然首当其冲,各文化单位先是进驻工作组,继而成立造反组织,停止工作闹革命。七、八人的县文化馆有半数被批斗甚至遭毒打。群众文化单位的文物、书画及各种文献资料被当作“四旧”焚毁,仅县文化馆就有万余件散失殆尽。随着运动的升级,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被禁止,强令推行什么“枪杆诗”、“口号舞”,内容充斥着“打倒”、“ 造反”的叫喊。
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随着全国普及革命样板戏热潮的掀起,在“学样板戏,做革命人”的口号鼓动下,学唱革命样板戏成为全县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其时,几乎所有的大队、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县革命文化馆与县电影站等单位一度合并,成立南通县毛泽东思想宣传总站。这些宣传队除演出短小单调的小节目,几乎都能演唱革命样板戏,农村能演唱革命样板戏的宣传队达六七成,普及样板戏面之广,力度之大,在历次群众文艺热潮中是少见的。
1968617,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地开展“三忠于”群众活动的决定》,指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根本立场,最高的原则,最大的大节,最纯的党性。”各级革委会和革命群众组织要“引导全县人民向‘忠’字化进军,做到自觉地‘忠’,彻底地‘忠’”。之后,全县队队设“忠字室”,户户有“忠字台”,干部群众每天要“三祝三学”,吃饭、睡觉、出工、开会前均要向毛主席像请示汇报,谓之“早请示,晚汇报”。当时全县到处大唱“忠字歌”,大跳“忠字舞”,连农民送的公粮也称为“忠字粮”。这种极左的全民参与的形式主义的文艺形式,没有能坚持多久。
1970年,全县掀起创作、演讲革命故事的热潮,故事活动遍及全县。县文化馆举办故事员学习班,组织故事创作演讲活动。1972年,南通县首本故事集《碧海红心》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南通县和常熟、江阴被称为“故事之乡”。1975年春,全县又掀起学习“小靳庄十件新事”的热潮,社社队队组织赛诗会。这种违背群众文化规律的做法,严重影响了生产。
“文化大革命”初期,电影几乎成为人民群众真正享受文化娱乐的唯一活动,且只准放映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及配合大批判的记录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大多数国产故事片被列为“毒草”被封存,电影海报均被列为“封、资、修”的东西付之一炬。1969年下半年,恢复放映《南征北战》、《地道战》和《地雷战》老“三战片”。尽管片源稀少单调,但仍观众如潮。全县几乎所有公社都建有影剧院、电影放映队。
南通县新华书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全力以赴做好毛主席著作发行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员半天工作半天学习,店内库存书籍中的所谓“封、资、修”毒草被封存。书店不仅供应“红宝书”(在广义上指所有的毛泽东著作,狭义上则特指《毛主席语录》),而且还大量向群众赠送,发行量巨大,仅1970年发行毛泽东5篇哲学著作汇编本就达35万册。全县“人人持有红宝书,家家都设宝书台”。
 
第三节  教育革命
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起爆点和重灾区,南通县的教育工作走过了不寻常的道路。196695日,县文教局按照《十六条》精神,发出《关于教学改革初步意见》,要求“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突出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对缩短学制、减少教学时间、增加劳动时间、改革教学方法等作出具体规定。“文化大革命”之初,全县虽无大规模的武斗,但学校已乱成一团,多数学校的校长被当作“走资派”被看管,多年的文档资料、图书等,被视为“封、资、修”的黑货几乎全部丧失,学校门窗、学桌凳等损失三分之一,实验仪器多被损坏,学校花园不准培植花草、树木,改种蔬菜。1968年,教学课本一度紧缺,骑岸小学的教师出于“良心”,根据不同年级,只能选择“文化大革命”前传统教材中的内容以及乡土教材,自编、自印,勉强维持教学。
尽管全国教育战线已受如此冲击,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来看,认为先前的政治运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并未完成,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垄断文化教育领域,进一步的“教育革命”势在必行。19688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配合解放军领导学校“斗、批、改”的通知,南通县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驻城镇各校。不久,在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管理学校,原来的校领导靠边,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们有的是半文盲甚至文盲。作为“教育革命”的又一重要举措,11月,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的两名教师的信,信中“建议(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不再国家发工资,改为大队计工分。”除完中和少部分公社外,全县推行公办中小学下放到公社、大队办,全县教师大调动,原则上都回原籍,回本公社工作。属国家定量户的教师,全部改为农业人口,在生产队分粮、分草。至1969年下半年,全县先后动员2135名农村公办教师回原籍插队落户,占全县农村公办教师总数的60%,各乡教师分布极不均衡,有的没几个教师,有的却很多,如金西乡有200多人,超过编制一倍多。在学校长期处于停课状态下,实行如此“改制”举措,更是弄得人心不安,教学精力分散,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在教育体制上搞大跃进,不切实际普及初中教育,风行“小学戴初中帽子”,小学校开设初中班,甚至高中班;大搞“开门办学”,让学生排练演唱十八首革命历史歌曲,组织师生学工、学农、学军,“土法炼焦”、“室内长蘑菇”等,正常教学受到很大干扰。
在“斗、批、改”阶段,为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19695月,南通县革委会为对一些在“文化大革命” 中靠了边和所谓有问题的县、区、公社领导干部、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审查并进行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姜灶苗圃建立“五七干校”。8月,迁至海防农场。至9月,县“五七”干校共有学员406人,编为三个连,其中有待审查对象60人。197111月下旬,县革委会在西亭镇召开南通县业余教育工作会议,要求恢复农村业余教育和扫除文盲工作。次年,全县办“五七夜校”14815个班组,有学员203000人,利用工地学习组和包教包学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扫盲活动,参加学习的青壮年占应入学的文盲、半文盲总数的91%
   “教育革命”以一切知识分子为对象、以教育主体自身为对象,把知识和知识分子扫地出门,这就决定了那只能是教育的浩劫而不是教育的革命。开始几年,人们以为对现有教育的“大破”,必将在其废墟上建立起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岂知种种教育“新生事物”并无生命力,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是权力与无知结合的产物,社会对之由好奇观望到讪笑讥讽。毕竟社会于正常的教育还是需要的。
1971年底,全县对“教育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作了某些修正,在对全县学校广泛调研、听取教师的意见基础上,将公办教师户口转为定量户;各乡的教师进行合理调整;中小学负责人无大问题的,一律恢复原来工作。1972年,学习“苏州经验”,各校注意恢复教学秩序,重视文化课的教学。这些改善教育状况的举动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勇气,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立即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复辟”,受到“复辟翻案”的批判。教师上课只好读读报纸,学生写写批判文章。因“文化大革命”,大学五年没有招生,同年,全国部分大专院校试招,当时称招收工农兵学员,下达南通县60多名指标,县里再将指标分配给公社,最终能上学的一般都是公社有的放矢推荐的,一般都有关系。此后连续招了几年,名额有所增加。
1973年,《人民日报》抛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鼓吹“白卷英雄”,紧接着又炮制了《一个小学生来信和日记摘抄》,开展“批林批孔”,批判“师道尊严”,鼓吹“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煽动和纵容歪风邪气,全县各学校受此思潮影响出现怪现象,学生上课不带书,下课不做作业,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目无老师,教师只好听之任之。1974年,学习“朝农经验”,要把学校办成政治学校,要学生将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上。当年,又大搞“开门办学”,歪曲毛主席《五七指示》,颠倒主学与兼学关系,教学内容大大删改,大幅增加社会活动时间,强调学校大办工厂,大养猪羊,整日哄哄闹闹,学校不像学校,工厂不像工厂,牧场不像牧场,却名之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甚至开展“教育学大寨”,把教育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轨道,
“教育革命”在南通县的实践是不成功的,大多数举措不仅扰乱了教学秩序,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在社会上和中、小学中,广泛产生了“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错误观念,中小学生普遍不用功读书,学校秩序持续混乱,学生的知识质量明显下降。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期间,虽然对 “教育革命”的某些做法作了修正,减少了一些负面影响,起到一时的作用,但并不能彻底、有效地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全县糟糕的教育状况。
 
第四节  精简机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精简机构同样是场革命,是“斗、批、改”的需要,《人民日报》专门介绍了河南灵宝县精简机构人员的经验,“拆庙赶神”,即如只减人员不撤机构,不久还会复辟,只有撤掉机构,减少的人员才不会“回潮”。 196887日,县革委会召开“精兵简政”大会,县革委会宣布将县级机关工作人员分成大、小两套班子,并撤销原县委部委、县人委科局19个,其余20个合并成立10个革命领导小组。小班子是少数人,只有五分之一不到,分4个组,分管各项工作。人员占80%以上的大班子搞“斗、批、改”,举办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清队”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都在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管押,他们是“斗、批、改”的活靶子,第七期学习班地点在乡下,离机关很远,去的人员自带蚊帐、被褥,不准随便回家。12月,县革委会坚决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决定县直机关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均参加“斗、批、改”学习班,到农村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有的学员还要交代问题,接受批斗。19695月,第七期学习班结束,一部分人插队回农村;一部分人分配工作。分配工作的人有的到区和公社,少数人回机关;一部分人奔赴黄海边的“五七干校”,在那里进行艰苦的建校劳动(运砖头、做小工、下海捞水产)。经过精简机构,县直机关原有729人,精简为152人。被精简人员中283人进“五七干校”劳动,109人到农村落户,其余的下放到区、社或充实其它行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力高度集中,政府职能并没有任何转变的情况下,“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实际上只是简单的、形式主义的减人简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斗争,精简人员、下放劳动往往成为排除异己,惩罚干部的措施。因而不仅没有真正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反而造成各方面工作上的损失和许多不良后果。
1968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同月,全县动员679名城镇高中毕业生和社会知识青年,并接受南通市下放的531名知识青年,分别到三余、石港、刘桥等区的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1月,县革委会设立上山下乡办公室(后改称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专管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乡插队落户工作,至3月初,共有3390名大、中学生和城镇居民下乡插队落户,至19743月人数增加到7000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50年代就开始组织过,它是针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困难,而农村缺少文化知识,探索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并提高农村文化的一种试验性措施。但是,1968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对建国以来教育状况做出错误估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被绝对化强调。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成为一种政治策略。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这场运动对许多知识青年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一场磨难,甚至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一些从上海等地来南通县插队落户的知青,远离父母、兄妹,在这里成家,生儿育女。广大知青在农村挥洒汗水,经受了考验,为农村建设作出了贡献,当然,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而是知青们在逆境中奋斗的结果。
 
第五节  整党建党
整党建党的目的是对因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而停止过组织生活达3年之久的党员和党组织进行整顿和重建。整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建党大纲”和“吐故纳新”两个批示。“五十字建党大纲”是:“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被称为“确定了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吐故纳新”即:“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这又被称为“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全党要以这两个批示为“最根本的原则”,“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在整党建党中还要求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
根据上级要求,19689月,县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要求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由点及面地进行整党工作,逐步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19691月,县革委会召开整党建党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认真进行所谓思想上的“吐故纳新”,“吐”刘少奇修正主义之“毒”,“纳”毛泽东思想之“新”,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整党建党的惟一宗旨,以大学、大宣、大揭、大批、大辩的形式掀起群众性开门整党建党高潮。至4月,全县1230个支部绝大部分投入运动。同月,县革委会专案小组以所谓反对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等等的罪名,判定原南通县委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苗雨田为“南通县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月,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党员代表会,传达贯彻中共“九大”精神,“九大”第一次错误地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正式确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至6月中旬,整党建党工作暂告一段落,其间,全县有1.2万多人突击入党,很多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一些造反派头头、有野心、搞阴谋的分子混入党内,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19699月,经中共南通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建立中共南通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韩金茂任组长,负责全县整党建党和有关党的工作。随后,县革委会所属工作部门大部分也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工作至县委重建。各区、公社()随后组建了党的核心小组,19703月至197110月,全县64个公社()先后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新的一届党委会。
197111420日,中共南通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1141人。大会通过选举,重新建立中共南通县委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韩金茂任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为军队代表,并兼任县革委会主任,2名副书记由地方干部担任,同时兼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和县革委会实行党政一体的办公制度,即所谓“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党政两个领导机关,一套办事机构。下半年,建立整党建党领导小组。19743月,撤销了县革会办事组和政治工作组,县委重新建立办公室、组织部和宣传部等工作部门,除县委办公室和县革委会办公室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外,组织部、宣传部恢复党委工作部门独立办公制度。县委重建后,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陆续整顿、恢复和重建了县以下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靠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进行的整党建党,被破坏的党组织恢复了,但那些造反起家的人依然留在党内,个别人甚至在县委、县革委会中身居要职,党员数量的激增,伴随的并不完全是党员素质的提高。从更高层次看,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依然秉持着既往的方针、政策,作为县级党组织只有遵照执行,因而不可能指望通过整党建党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方向性转变,真正引导全县人民实现社会稳定,恢复正常的经济、文化生活。但也应看到,通过整党建党,重新建立了县委和基层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以后广大党员干部有更多机会充分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有更多条件抵制和反对各种破坏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错误政策,稳定局势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六节  “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分子
19702月,县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精神,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并成立“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抽调1225人组成宣传队,会同各区、公社宣传队进驻大队、生产队开展运动。据统计,运动开展后的9个月内,全县查出反革命分子242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40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310人,刑事犯罪分子244人。全县在经济方面作了定性处理的有1963人,其中给予刑事处分的114人,开除党籍和撤销行政职务的48人,撤销党内外职务的119人。这几个月所发生的政治案件大多属于少年儿童乱写乱画及少数人呼喊政治口号和破坏宝像(毛泽东塑像)等问题。422,金中公社一条大路上发现写有攻击毛主席的17张纸条,经查是当地一贫农与其父殴打生产队长,在批斗中被陪斗,因而对毛主席不满而作案,此案轰动一时。
“一打三反”期间,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在实际上促使去追查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全县又深挖所谓“五一六”分子,揪斗“小爬虫”和开展清查“老串会”等活动。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不过是北京一度存在的红卫兵极左小组织,没有多长时间就被公安机关清查出来,问题基本解决,只是林彪、江青一伙想借此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后来,省里宣布全省没有“五一六”、“老串会”,南通县被隔离起来的人也全部放回家。然而,一些人仍想当积极分子,县革委会在“支左”的军代表授意下,继续搞深挖“五一六”、“老串会”的训练班,召集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威胁他们交待“五一六”、“老串会”问题,但召来的被怀疑同志坚持以事实说话,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最后,训练班居然在嬉笑中散去。
由于“一打三反”运动(包括清查“五一六”分子)也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有的人则趁运动搞个人投机,昧着良心整人,以致也出现了逼供信等恶劣现象,运动虽然打击了一些犯罪分子,但对许多人作了不适当的定性处理,又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伤害了一些同志。
 
第七节  “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林彪集团叛党叛国是一件十分严重而又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事件,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正确的方针和适当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和减少了这一事件所造成的震动。中共中央连续向全国发出通知和批判材料,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101719日,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995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党叛国的罪行。1972830918,县委培训“批林整风”骨干,部署全县的“批林整风”,全县共培训骨干48300余人。至27日,中央文件传达到广大群众。“批林整风”的主要内容按当时的规定是:对林彪一伙阴谋抢班夺权,制定《“571”工程纪要》,策划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批判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和宣扬的“天才论”等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一些文章,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批林整风”运动,对于全县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给“左”倾狂热降温,促进冷静思考,并能够较多地注意经济工作,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应该明确这一运动同样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作用有限,问题不少。
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在复杂的条件下,试图努力抓住这个历史转机,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方向发展。但毛泽东没有充分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坚持“左”倾路线,加以江青集团为攫取更多的权力,不断制造风波,挑起事端。他们借题发挥把“批林整风”引向“批林批孔”。
在上面“风向标”的指引下,197421322日,县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批林批孔”文件,决定在全县掀起“批林批孔”高潮。428日,县委、县革委会两位常委率先贴出“批林批孔,联系实际”的大字报。
随即,全县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大批“克己复礼”、“孔孟之道”,并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运动一直持续到年底。“批林批孔”运动既不是认真地批判林彪的各种罪行,也谈不上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只不过是借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语句,以批“周公”、批“宰相”、“评法批儒”来影射攻击坚持纠正“左”倾错误的周恩来和在落实政策中得到解放并重新恢复工作的一批老干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逆流”、“复辟资本主义”,以维护和继续推行“左”倾错误方针,实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险恶图谋。在此期间,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古怪事件,如“白卷英雄事件”,考试交白卷历来被看成是羞耻之事,辽宁有个叫张铁生的高考交了白卷,却被视为“反潮流英雄”,不仅上了大学,还成了全国人大常委。这些事件在“批林批孔”中被用来号召、煽动青年学生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行批判。南通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渴求知识的学子们的积极性再次受到严重挫伤,正常的社会道德被极大败坏,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批林批孔”运动,使县内一些帮派分子的活动死灰复燃,他们揪斗干部群众,打派战,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局面重新遭到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再遭影响。
 
 
第十三章
短暂的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一节  短暂的整顿  社会形势明显好转
1975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展示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两步走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一伟大奋斗目标的重新郑重提出,既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又重新燃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希望之火。2月,中共中央发出《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性因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此时邓小平同志临危复出担任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更加迅速地在全国上下打开了工作局面。
南通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因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而造成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各方面工作的严重混乱状态十分不满,对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表示欢欣鼓舞。423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开展“一纲、三批、五大讲”活动,即以理论学习为纲,联系斗争实际,开展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倾向、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在“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左”的思想依然盛行的形势下,鲜明地贯彻落实毛泽东“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还是首次。整顿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全县整顿工作的重点主要还是在农业和工业上。
农业生产,以“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促农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推行平均主义的“大寨评工”(称“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即首先用政治标准评出标兵,确定劳动报酬标准,其他社员依次逐个靠工),和“大寨评粮”(即先定口粮基本标准,然后按人自报公议),农民称这种做法是“干多干少一样分(计算劳动日),强弱劳力一样吃(口粮计划)”,纷纷加以抵制。“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低潮。1975年,在整顿中,再掀“农业学大寨”热潮,此时的学习内容有了调整,不象以往那样极端的机械教条。22327日,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经验交流会,要求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确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切实抓好农业机械化工作,促进农机事业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步伐,一定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工作思路。1018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县委副书记王德贤代表县委向毛泽东、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南通地委写了《下定决心,全党动员,苦战二年,建成大寨县》的报告。这一决心体现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到1980年,普遍建成大寨式县的要求。之后,全县的学大寨的热情进一步升温,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是很高的,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总值是“文化大革命”中较高的,达80587万元,全社会粮食产量40.44万吨,棉花产量35025吨,油料产量2785吨。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县陆续建立大队农机组,对全大队的农机具、电灌车口、粮食和饲料加工场实行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统一修理、统一调度,一些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推广应用。
工业整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工业管理机构处于瘫痪状态。19754月,恢复工业局。下半年,对部分工厂“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强化生产指挥系统,同时整顿劳动纪律,建立岗位责任制和经济技术指标的全面考核制度。同年,全县将分散在农村的2475台铁木布机分别组建为县棉织一至九厂。其间,县内工业系统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主要内容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各工厂对照大庆式企业的7条标准,制定创建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和措施。是年,全县的工业总产值取得较大发展,达42021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打破了“文化大革命”中工业总产值在此之前长期徘徊的局面。
正当整顿初见成效的时候,政治形势又发生逆转。整顿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是满意的,抱有很大希望。但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成为被集中攻击的焦点,一场违背事理,违背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席卷全国。1976223日,县直机关召开1500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要求各级党组织、各条战线、各个单位把这场斗争当头等大事来抓。4月,“天安门事件”后,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大会,深入“批邓”,狠抓“阶级斗争”,全面追查政治谣言,县内几乎所有机关、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都受到追查,搞得人人自危,运动达到高潮。在此形势下,整顿被迫中断,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等正常的秩序重又受到严重影响。
整顿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由于“批林批孔”运动影响而造成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各方面工作的混乱状态的形势得到明显好转。1975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达122608万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增长38.3%。当然,整顿是在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必然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制约。“左”倾思想依然十分浓重,许多做法是不切实际,形式主义的,也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像“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应该说大寨、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值得提倡和学习的,但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机械、教条地学习就脱离了实际,学“大批促大干”,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其最终的结果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能是无数次地延误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第二节  人民的抗争  欢庆粉碎“四人帮”
19661976年,十年的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的神圣光环已消散殆尽,美好的空洞理想代替不了凄苦的生活现实,种种“伟大”的豪言壮语再也激不起人们发自内心的热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本质,而不再对它抱任何幻想,相反,种种积怨、不满和愤慨却越积越多,人民愤怒的爆发,只是时间和条件的问题了。
当中国大地上空又一次乌云翻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声不绝于耳的时候,人民寄予巨大希望与重托的一颗巨星殒落了。197618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周恩来逝世。次日,南通县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惊悉噩耗,沉痛哀悼。然而“四人帮”与人民为敌,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还特别控制舆论媒介。35日,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为“四人帮”所操控的重要舆论工具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纪念雷锋的一篇新闻稿时,把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删去;325日,《文汇报》第一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怪调,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两篇文章刊登后,激起包括南通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愤怒,41日,县委宣传部黄振高、朱汉祥、王思一3人以真实单位和姓名写信提出责问,此事却被列为重点“反革命政治事件”遭到追查和“内审”,直至“四人帮”被粉碎才算了结。1215日,《新华日报》内参以“热爱周总理还有罪吗?”为题,报导了3人的事迹。同月清明节,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数万群众被错误镇压。人民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通过“天安门事件”集中爆发出来。
在人民寄予巨大希望的整顿被突然打断,“批邓”遭到普遍强烈抵制难以进行,社会动乱又起,而周恩来、朱德等国家栋梁又相继离去,全国出现深刻政治危机的关键时刻,99日,中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顿时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18日下午,全县党政军机关和各界代表2万多人,于南通县中(今通州高级中学)操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全县各地通过广播收听了追悼大会实况。接着,各地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
毛泽东的逝世,使已经存在的深刻政治危机更加严重。毛泽东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但始终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因而他们篡党窃国的图谋更为猖獗。在危难的关头,106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这股猖獗十年,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终于被扫除掉。22日上午,县直机关和金沙地区群众1万多人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群众性的活动持续数日。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欢乐之中。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南通县人民也随着逐渐迈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三节  十年内乱的危害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原以为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事与愿违,十年“革命”成为十年浩劫,使党、国家和人民蒙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南通县在这历史的洪流面前也在劫难逃,造成多方面的恶果。
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遭到严重削弱,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和号召下进行的,而实践效果和宣扬的目标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专政被极大歪曲和粗暴践踏。县内各路造反派一开始就“踢开党委闹革命”,县委、县政府机关纷纷被造反派“接管”,无法正常工作;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最高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被迫停止活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人民专政的主要工具被“砸烂”;本来就很薄弱的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私设公堂、违法关押、任意抄家的现象极为普遍,人民的生命财产失去保障,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许多党员、干部、群众遭到迫害,被任意揪斗,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而一些造反派不择手段,靠“三结合”混进了县级及各级领导班子,甚而用帮派体系代替党的组织,长期把持权力,他们搞派性斗争,压制正义的干部群众,严重影响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影响,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生活不仅没有提高,许多方面反而有所下降。江青集团是破坏生产的元凶,他们打着“革命”的幌子,制造各种破坏生产的谬论。他们诬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社会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所谓“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造成了思想上的巨大混乱,还胡说“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也就上去了”,县内的一些造反派也跟着公然鼓动“不怕生产,不怕停工”,名义是“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是抓革命,干扰生产,或者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搞经济,形式主义,不切实际,摆花架子,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统计显示,197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下降5.30%。“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虽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但由于连续不断政治运动的干扰,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徘徊不前,全县工业总产值一直处于2亿多元的低水平,农业总产值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处于7亿元左右,在社会动荡严重的年份,工农业生产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有些关乎民生的指标反而大幅下降。1966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18亿元,1971年仍为1.18亿元;1965年全县生猪销售量3361吨,1969年下降到2873吨,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才有较大幅度提高;1965年,全县鲜蛋销售量175吨,1969年锐减至55吨,1976年也仅为85吨。广大人民在“形势大好”、“一片莺歌燕舞”的空洞喧嚣声中,仍然过着吃饭用“粮票”,穿衣用“布票”的艰苦生活。
“文化大革命”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要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这场“革命”给南通县真正带来的是对文化、教育的大破坏。造反派们以破“四旧”为名,不分青红皂白破坏文物古迹,焚烧书画典籍,连雕刻花鸟图案的器物都一律视为“四旧”,砸烂焚毁,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文艺表演全都为“革命”服务,由于许多电影被视为“大毒草”而禁演,电影屏幕上长期充斥“革命样板戏”,在那个时代十分酷爱电影的观众大量流失。教育更是“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县内7所完中和31所公办初中相继用大字报向教师发起攻击,红卫兵们走上街头,杀向社会,外出大串连,许多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法坚持正常的教学。之后,推行所谓“教育革命”,让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搞“开门办学”、学生“学工、学农、学军”,过多占用学习时间,甚至开展“教育学大寨”,把教育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轨道的荒唐举措。“教育革命”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致使一些劳动力素质低下,影响了今后的社会发展。
“文化大革命”曾经被宣传为一场“思想革命”、“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会带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但历史证明普及的是“左”倾思想、形式主义,造成了人们思想僵化,不能冷静地认识现实。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四无限”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化深度的尺子。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无限忠诚的具体体现。这些做法的危害是极大破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毒害社会思想。如果说十年动乱物质方面的损害还可以计算的话,那么对精神文化的损害,恐怕是难以用数字来估量的了。
“文化大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不是文化革命,也不是思想革命,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没有带来任何意义上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它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许多党员、干部群众的抵制、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在南通县内也受到一定限制,相对于其它一些地区南通县还是轻灾区,县领导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依然抓住机会,努力保证工农业生产和正常的社会生活。1968421日,就在平东公社(今属平东镇)召开现场会,县领导要求全县人民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设法坚持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节约闹革命。此后,也多次顶住“唯生产力论”的压力,召开工农业生产现场会。在当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交通、卫生等事业在内乱中仍保持了缓慢的发展。但是,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而取得的,如果没有十年内乱,全县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对于十年内乱的历史认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第十四章
在徘徊中前进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  清查帮派体系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结束,使全县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理论还在宣扬,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按上级要求,县委首先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清查帮派体系,在组织上进行整顿,县委班子也得到调整和充实。
197610月,县委先后召开各种会议7次,深入揭发、声讨、批判“四人帮”罪行。同年12月和次年3月、9月,中共中央先后三次批发“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揭露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全县各区、社、大队党组织都按上级部署采取措施,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揭批,掀起“大学习、大赞颂、大揭发、大批判”的群众运动高潮。1977727日,县委集训第五期“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指导思想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旬,全县组织1242人的工作队进驻9个公社及金沙地区的144个国营、大集体企业单位,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一步推动揭批运动。至10月,据不完全统计,自从党中央公布“四人帮”的罪证材料后,全县各地先后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大小批判会41000多次,出大批判专栏34000多期,写批判文章20多万篇。
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19771046日,县委召开区委、镇委书记及机关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传达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部署“清查同江青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后简称“清查帮派体系”,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尚在领导岗位上的,将一律清除。19782月春节刚过,县委成立县级机关运动领导组,在省委工作组和地委工作组坐镇指挥下,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揭“阶级斗争”盖子,揭帮派体系,历时半个月。紧接着县直机关全面开始揭批查
“文化大革命”中南通县的造反组织还是很多的,混进权力部门的造反派头头也不少。清查开始,计划委员会、宣传部等部门里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被隔离审查,被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随着运动的深入,清查的面越来越广。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不戴红袖套当造反派,就当“牛鬼蛇神”,被戴黑袖套,两种袖套都不戴的逍遥派是少数。戴过红袖套的都有参与帮派体系之嫌,当在清查之列;那些被“解放”出来,经“三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因与造反派曾同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必然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有的没有多大牵连,但存在有权不掌,向造反派拱手相让的“右倾”问题,也被卷进帮派体系之中;有的两者都算不上的,则被作为“知情人”,被召开“说清楚会”,要求说清有关问题。因此,被揭批查的人越来越多,县直机关里除少数“没问题”的人值班外,基本是关门搞运动。县直机关开过数次会议,县委10个常委包括第一书记有7个上台检查。和“文化大革命”中一样,运动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形成“洪洞县里无好人”的态势,人人自危的紧张局面。至1231日,运动结束,共清查和清理出32人,其中清理对象14人,清查对象10人,有违法乱纪错误的8人。
“清查帮派体系”运动在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除县内造反起家的帮派体系,整顿组织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此期间,中共南通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和南通县检察院等部门都恢复了正常工作。但它是十年动乱后继续用“左”的办法反“左”的一次政治运动,究其主要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上还没有真正实现拨乱反正。尤其是在清查工作刚刚开始时,有人从中搬弄是非,蒙骗了许多干部群众,恶意打击报复他人,致使清查转移了方向。上级领导很快发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时纠正,适时结束运动,没有使这场运动酿成更大的恶果。
 
第二节  落实党的政策  纠正冤假错案
科教领域是十年动乱期间的重灾区。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县委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致力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建设,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搞所谓“工教对流”、“农教对流”,鼓励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农村插队务农等不切实际的做法,教学秩序也趋向正常。县教育局围绕发展学生智能,提高教学质量这一中心课题,举行全县性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经验交流会和理化教学研究会等,活跃了教学气氛。
为贯彻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精神,恢复高校统一招生、统一考试制度,19771117日,南通县成立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经县、区、社各级招生领导机构广泛组织发动,全县当年度有21063人报名应考,通过江苏省统考确定政审体检的有1004人,其中大学591人,中专413人。
1978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县委抓紧整顿和加强农科所、农机所、电子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班子,尽快解决这些单位的领导体制、科研力量、经费、科研物质条件等问题,改善科技工作者的生活,科技人员的政治待遇日益提高。各工厂、医院等企事业单位都建立和健全科研小组,加速培养人才,积极开展科研活动,为改变南通县科技工作的落后面貌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同年12月,县委贯彻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地委意见,决定不再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对已下乡插队的统筹安排。2030日全县下乡插队的知青和外地落户本县的已婚知青,户口粮油关系迁入城镇,此后陆续得到安置就业。
揭批“四人帮”必然联系到十年内乱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知识分子政策,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受迫害的人员进行平反。1978524日,县委批转公安局党委和法院党组“关于开展案件复查工作的报告”,决定成立“案件复查领导小组”、冤假错案复查办公室,对19661978年期间判的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进行调查、审理。全县各级干部(包括公办教师),在此期间被立案审查的有1296人,至12月底,已复查结案1198人,占96%,其中“三案”(冤、假、错案)已复查纠正72件,有37人恢复党籍或公职,近百名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曾经因对197635日上海《文汇报》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的行为感到气愤,以真实姓名写信责问而遭追查、“内审”的县委宣传部3名干部均得到平反,县委、县革委会并号召全县干部向他们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25人,已复查结案24人,大多数开了追悼会,做了善后工作。社会政治案件已复查255件,其中属于“三案”已纠正71件。19661978年,全县反革命案件错案率竟高达81.02%,十年动乱对人性的摧残和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节  经济工作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迎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好时机,全县制订了发展工业、农业生产的10年规划,但由于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没有认真清理,一度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要求“跑步学大庆”,4年建成“工业县”等,经济工作和各项社会事业未能出现健康快速发展的局面。
农业生产。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路线,19771月,县委贯彻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高举大寨旗,狠批‘四人帮’,决战七七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制订了相应的规划措施。是年,全县开挖一、二、三、四级河339条、丰产沟1100条,平整土地39000亩,共完成土方5000多万立方,还完成了新建电灌车口、修建渠道、埋设涵管等配套工程。但由于当年受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略有下降。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8.7亿元,比“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定幅度增长,粮食单产、亩产均超历史,社员分配平均每人比上年增加30元。
工业生产。1976年末,因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而停顿的工厂整顿继续进行。197710月,县工业局发出《关于切实抓好质量的通知》,要求实行“三包一赔”制度,不合格产品一律不许出厂。1978年,全县工业企业开展第一个质量月活动,以质量管理为中心,对企业管理进行整顿,恢复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大工业生产不正常,社队工业见缝插针发展。1970年,贯彻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南通县采取下放部分县属集体工厂和产品等措施,使社队工业一度发展较快,后因“左”倾思潮干扰,社队工业被指责为与农业争劳动力,与大工业争能源物资,要求“人心归田,劳力归队”,社队工业步履维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队工业重又迅速发展,县委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组织县属工厂把一部分产品“脱壳”给社队工厂,县内开始出现一些生产规模较大,产品质量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社队企业,至1978年全县有社队工厂2007家。期间,县委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19776月,制定了到1980年把南通县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县的规划。“文化大革命”后的两年,工业生产有所回升,工业生产有大幅度增长,1978年达6.035亿元,有些经济指标达到和超过省内先进水平。
对外经济贸易方面,县委、县政府积极扶持外贸生产,支持引进先进技术,并组织经贸外事交往,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19771030日,建南通县对外贸易公司,承担县内出口商品收购和向外贸口岸调拨供货业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项社会事业虽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是在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开展社会实践,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当然,南通县的情况也是由全国的大气候所决定的。历史和现实昭示,党和国家的伟大转折即将到来,南通县人民即将在县委的领导下,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探索出一条能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的新路。

 

作者: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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